“古琴科是外交人民委員部在四個月前派往渥太華的一名密電員，”安娜說道，“接替的是他的前任特雷布尼科夫，負責的工作，是掌握我們所采用的加密電文以便在莫斯科與渥太華之間建立聯系。而在前往渥太華之前，他有一段時間在倫敦負責密電員的工作。”
說到這里，安娜停下來，一雙淡藍色的眸子轉到維克托身上。
維克托的眼角抽了抽，盡管安娜沒有說的更具體一些，但他還是明白了其中隱含的意思。
對外情報局的各處司因為分布世界各地，它們要想向莫斯科傳遞情報，自然沒有太多的方式可以選擇，其中最常用的，就是通過蘇聯駐各國使館、領事館或是辦事機構。
分駐在世界各地的情報站，每次獲得了有價值的情報之后，為了在最大限度上保證機密性，往往都會選擇傳送給聯盟駐各地的組織機構，然后再由這些駐各地的組織機構，向莫斯科傳遞。
古琴科如果只是一名外交部駐渥太華的使館人員，哪怕是一名密電員，其價值也不會很高，即便是被加拿大方面策反了，也沒辦法為對方提供太多有價值的情報信息。
但問題在于，此人之前有過在倫敦任職的經歷，那么問題就很復雜了，因為倫敦情報站對對外情報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對外情報局從英國人那里獲取的核武研發技術資料，有很多都是通過駐倫敦大使館來傳遞的，換句話說，這個古琴科的手里，至少掌握著相關方面的一些信息。
與此同時，也正是因為這個古琴科的身份比較特殊，所以他調往渥太華任職之后，對外情報局方面才會對他實施一定的監控。
“接著說，”維克托坐直身子，將雙手撐在辦公桌上，說道。
“此前，我們察覺到古琴科與艾拉尼斯之間交往密切之后，便開始對艾拉尼斯的身份展開調查，”安娜接著說道，“但是直到三天前，才查到這個女人與圣洛朗的組織有關聯，當時，我們向特別處提交了征詢函，要求特別處提供古琴科相關家人的情況。”
說到這兒，安娜又停了下來。
維克托皺眉扭過頭，不滿的看了她一眼。
“今天上午，我們得到了回函，”安娜垂下眼瞼，說道，“按照特別處提供的這份回函我們了解到，古琴科的妻子和兒子，已經在一周前乘飛機去了阿拉木圖，隨后經阿拉木圖去了中國。”
“嘶……”
維克托深吸一口氣，他狠狠瞪了安娜一眼，隨即側過身去，伸手拉開辦公桌右側的抽屜，翻找一通，找出一本有紅色軟皮，類似于四聯發票一般的小本子。
看到維克托拿出了這個特殊的小本子，尼諾趕忙走過來，正準備伸手去筆筒里拿鋼筆，卻被安娜搶先了一步，這女人拿過鋼筆，摘掉筆帽，雙手持著送到維克托面前。
維克托此時正好將小本子的軟皮掀開，他順勢從安娜的手里接過鋼筆，直接在小本子內的第一頁上書寫內容。
說是第一頁并不準確，因為從小本子側面的撕痕可以看出來，這小本子就跟發票本一樣，是寫一頁就撕一頁的。
這種小本子是制式的，過去歸由內務人民委員部使用，隨著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與內務人民委員部分家，這玩意就歸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它的作用，是在特定情況下用來簽發追殺令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反間諜局、意識形態保衛局、對外情報局以及特別處等機構，可以拿著這玩意去殺人，不用走相關的司法程序。
當然，這個所謂的“不走相關司法程序”，并不是說真的不用走程序了，它的意思是相關的程序可以后補，也就是先把人干掉，然后再給死者安排罪名。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東西都是簽發出來追殺叛逃人員的，因為時間緊急，來不及去走程序了，所以維克托可以先簽發一份這個東西，一邊安排人送往監察委員會或是檢察機關，一邊安排人去執行任務。
比如說這一次，這個古琴科并不是屬于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特工，他雖然與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有業務關聯，但卻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職員。
同時，考慮到古琴科雖然不是國家干部，但卻是從事特殊職業的國家公務人員，因此，這份“追殺令”也不會送往檢察機關，而是會被送到監察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在拿到這個東西之后，會立刻組建一個類似專案組的臨時機構，向內務人民委員部下發命令，將這個古琴科的關系網絡摸清，隨后，會把他的親戚朋友、家人親眷，乃至于上下級的同事，都暫時性的控制起來。
與此同時，監察委員會也會在第一時間與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取得溝通，了解相關的案情，也就是搞清楚為什么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會簽發這樣一份東西出來，簽發這東西到底有沒有必要。
還是以古琴科為例，如果監察委員會在與維克托溝通之后，認為這份“追殺令”小題大做，那么他們就會向維克托追責，盡管不至于讓維克托丟掉職務，但也會讓他好好地惡心一下。但若是監察委員會認為這份“追殺令”有必要，那么自然就會走正常的程序。
在維克托前世的那個時代里，不管是網絡上還是影視劇里，都傳揚著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權力有多么大，似乎對所有人都可以隨意的生殺予奪，可事實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中央監察委員會雖然屢次被削弱權力，但其對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監管作用，卻是始終存在的，區別只是監管力度的強弱罷了。
實際上，在蘇聯幾十年的歷史中，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國家安全機構之間的權力爭奪與權力限制斗爭，似乎從來都沒有休止過，有趣的是，若是翻閱一下蘇聯特工人員的叛逃史，就能很輕易的找到一個規律，那便是每次中央監察委員會占據上風，亦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受到削弱的時候，都是特工叛逃最頻發的時期。
在維克托的前世，二戰后初期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再次被裁撤，又并入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同時，庫茲涅佐夫負責監管國家安全工作，與貝利亞大肆爭取。同一時期，蘇聯特工頻頻叛逃，而古琴科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叛逃使得蘇聯竊取英美核武器研發情報的事情敗露，不僅使得對外情報機構遭受重創，還給了英美攻訐蘇聯的口實。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安德羅波夫為了“再向前一步”，提出了要重回集體領導并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思想，強化了對克格勃的限制。在這個時期，又出現了一波叛逃潮，諸如維克托?伊萬諾維奇?舍伊莫夫，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等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成功叛逃的。
當然，這或許也算不上什么規律，或許只是特定背景下發生的隨即偶然性事件，但真正的原因……誰知道呢？
因為前世對蘇聯的事情并不怎么關注，因此，維克托也不知道古琴科這個人，在他前世的歷史中有多么的出名，所以，他對這個潛在著一定風險的叛逃事件，并沒有多么上心。
按照安娜的匯報，古琴科的確有潛逃叛變的可能，當然，以他的身份，如果真的叛變了，對對外情報局的影響也的確很大，但問題是，現在只是有了這種風險，可風險還沒有變成現實，如果加拿大的情報站能夠做出快速反應，古琴科被拿下的幾率是很大的。
另外，古琴科并不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成員，他是隸屬于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如果這家伙叛逃了，固然會影響到對外情報局的工作，但需要承擔責任的，卻是外交人民委員會，就算是需要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也承擔一定責任，真正需要背鍋的，也是由菲京同志負責的特別處。
現在，真正讓維克托有些頭疼的，是他的下屬所表現出來的內斗苗頭。
聽聽安娜之前是怎么說的，她說有關古琴科的征調函是“三天前”轉給特別處的，而特別處的回函則是“今天上午”才發過來的，換句話說，安娜是強調特別處在這件事上耽擱了兩天時間。
維克托雖然不是政治老油條，但也不是政壇初哥，自己下屬打的什么算盤，他還是能夠察覺到的。
說白了，就是他下面領導的那一批人，都知道他與菲京、艾廷戈之間出現了矛盾。如果放在過去，謝羅夫還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主席的時候，類似安娜這些人，或許不敢挑唆什么，至少是不敢在部門內斗中表現得太明顯。
但是現在不同了，謝羅夫走了，他們的頂頭上司成了委員部的主席，大權在握，所以，維克托手下的這些家伙們就開始士氣大漲，還沒等維克托與菲京、艾廷戈真正撕破臉，他們已經要搶先爭斗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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