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了，”面對維克托提出的問題，瓦連卡似乎是才想到什么，他抬手在腦門上拍了拍，隨口說了一句，轉身就朝門口的方向跑過去，在出門的那一瞬間，他才解釋道，“格魯沙科夫同志給了我一份文件，我忘到車上了……”
看著這家伙慌手慌腳的出門而去，維克托無奈的搖搖頭，做一名司機，瓦連卡這家伙倒是夠格，但是如果要做一名秘書的話，他還真不是那么塊料子，主要是這家伙總是粗心大意，做事毛手毛腳、丟三落四的。
在維克托的觀念中，瓦連卡不可能永遠留在他的身邊做一名司機，或早或晚的，小伙子總歸是要脫離開他，自己去做一番事業的。另外，如今的瓦連卡已經是大尉了，再過上兩年，他總歸是要在軍銜上繼續提升的，到時候他成了一名校級軍官，難道還能繼續留在自己身邊，給自己做一個簡單的司機？
這件事，維克托過去也同瓦連卡談過不止一次了，他希望這個從自己重生之初就跟在自己身邊的小伙子，能夠找到一個他想去的地方，到時候維克托寧可以權謀私一次，也得想辦法把事情辦成了。但可惜的是，這家伙總是那么沒心沒肺的，每次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都說對現在的生活非常滿意，對現在的工作也非常滿意……
好吧，如今的瓦連卡還是太年輕了，或許再過兩年，等他再成熟一點了，就會有不一樣的想法和觀點了。
風風火火的出門而去，瓦連卡很快又風風火火的跑了回來，當他再次進入棚屋的時候，手上便多了一個黑色的皮制公文包，這種公文包是制式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專用，公文包上有紅色的盾牌匕首徽標。
“格魯沙科夫同志很謹慎，”重新回到鐵皮桶旁邊，瓦連卡從公文包里取出一個文件袋，遞到維克托面前的同時，說道，“他約我見面的地方，是伊爾門湖岸邊的一處農莊廢墟，據他自己說，他目前在列寧格勒的委員部內沒有發言權，而且，阿塞尼?瓦先科不僅不信任他，還一直在將他邊緣化。”
阿塞尼?瓦先科，全名應該是阿塞尼?阿爾謝耶維奇?瓦先科，1903年出生于奧爾仲尼啟澤，曾經在內務人民委員部擔任職務，戰爭爆發初期，在內衛第13步兵師擔任副師長，也正是這個隸屬于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步兵師，在蘇拉河南岸的羅姆尼鎮，將古德里安指揮的裝甲集團阻擋了三天，從而為西南方面軍的大批部隊贏得了生機。
也就是在那一戰中，瓦先科右腿小腿受傷，最終不得不做了截肢手術，并由此退出了一線作戰部隊。隨后，他轉調到列寧格勒，成為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列寧格勒局的二把手，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與內務人民委員部分家的時候，他又轉調到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并成為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列寧格勒的負責人。
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主席團中，瓦先科便是由日丹諾夫推薦進去的副主席，當然，這也是慣例。
對于瓦先科這個人，說實話，維克托是抱有一定好感的，他曾經與瓦先科見過面，打過交道，在他看來，這個因戰爭而留下終身殘疾的家伙，是個性格很豪爽、很樂觀的人，他言辭幽默，待人和藹，但在工作上又非常的認真，可以負責任的說，此人就是個標準地道的布爾什維克黨員。
但無奈的是，維克托自己對瓦先科抱有好感是沒用的，兩人的政治立場截然不同，這就意味著他們不是一路人。
從瓦連卡手中接過那份文件袋，維克托將它攤放在膝蓋上，一邊將文件袋上的繩扣解開，一邊對瓦連卡說道：“多加兩根柴，讓火旺一點。還有，把門上那個縫隙堵一下。”
瓦連卡回頭朝門口的方向看了一眼，隨后起身忙碌起來。
維克托將文件袋里的一摞文件取出來，從第一頁開始翻看。
別看格魯沙科夫只是列寧格勒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第二把手，可他在列寧格勒呆的時間，卻要比瓦先科更長一些，說的更具體一些，他從1932年開始，就已經在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了。
維克托查看過格魯沙科夫的個人檔案，因此，知道這個人曾經參與過基洛夫案件的調查，而且他的第一筆政治資本，就是在辦理這個案件的時候撈到手的。
也正是因為如此，維克托對格魯沙科夫的觀感不太好，但不可否認的是，此人在工作上還是很有一套的。
就從手中的這份文件看，它顯然是格魯沙科夫自己整理歸納的，文件中記錄的信息從1941年11月開始，一直到1943年1月份終止。整份文件按照時間排序，每一個記錄所涉及到的人物、事件概要以及證據、證物等等，都以附件的形式添加在了文件最后。
維克托喜歡工作仔細認真、有條不紊的人，如果格魯沙科夫在他的手下，哪怕是對方的人品不太好，他也會給予重用的。
這份文件維克托看得很仔細，以至于當瓦連卡將房門上的縫隙堵住，重新回到鐵皮桶旁邊的時候，他都沒有察覺到。
文件中的第一條記錄，時間是1941年11月27號，記錄的內容，涉及到了列寧格勒住房與公共服務委員會。
只看記錄的時間，維克托就能想到，這條記錄創建的時候，正好是列寧格勒被圍困的時期，就維克托所知，當年的11月20號，列寧格勒的居民面包供應量達到了最低線，一般的職員和女人、兒童，每天的面包供應量只有125克。
文件的記錄顯示，就是在這一天，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了主席伊戈爾?科爾扎科夫在內的，瓦西里耶大島區住房與公共服務委員會的14名職員，原因是這些人利用職權便利參與投機行為。
在被圍困期間，列寧格勒實施的是實物配給制，而每天負責基本糧食分配工作的，就是住房與公共服務委員會。科爾扎科夫這些人便利用這項職權，將原本應該分發給區內居民的面包中扣除一定份額。
最初，他們這么做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但是隨著物資越來越緊張，食品的短缺程度越來越高，那些家庭條件還不錯的居民，為了能夠填飽肚子，開始用金錢、首飾等所有值錢的東西兌換面包。
科爾扎科夫這些人從中發現了“商機”，他們按捺不住心中的貪欲，開始用偷竊得來的面包，換取那些值錢的東西。
結果不言而喻，他們的行為被內務人民委員部察覺到了，并很快將他們一網打盡。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在列寧格勒大圍困期間，整個城市的主要氛圍還是積極向上的，可歌可泣的事件數不勝數，但在這些光明的背后，總歸還是存在一些罪惡的，而格魯沙科夫提交的這份文件上，記錄的就是這些黑暗面的東西。
科爾扎科夫等14人的命運是注定了的，他們于當年的11月27日被捕，四天后便被拉到小涅瓦河邊槍決了，不僅如此，他們的家人還被取消了一切食品供應。
而文件中記錄的第二個案件，則是發生在1941年的12月13日，其中涉及到的部門是列寧格勒波普科夫城市產業部，該部門的主任米哈伊爾?伊戈納舍維奇聯合本部門的23名職員，通過偽造各種文件，包括食品供應卡、購物卷、軍人證等等，幫助一部分官員親屬、子弟逃脫兵役和勞務，并騙取和交換各種稀缺物資。
這些人的造假行為從六月份開始，一直持續到十二月份，在短短半年的時間里，他們通過這種方式獲取的非法物資，多達十七噸之多，當內務人民委員部沖進伊戈納舍維奇家中的時候，他的地下室里還囤積著滿滿的一房間食物，其中僅僅是巧克力就有將近四十俄磅，差不多二十公斤。
看完第二個案件的記錄，維克托的眉頭緊緊攢了起來，他將膝蓋上的文件合上，伸著雙手湊到鐵皮桶邊上，一邊烤著火，一邊思索著格魯沙科夫給他送來的這個麻煩。
的確，這份文件確實是個麻煩。
且不說記錄中的第一個案件，就說這第二個案件。
這個案子絕對是個大案，而根據記錄最終顯示的結果，當時的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部只是將包括伊戈納舍維奇在內的24個人抓捕起來了，而后續的偵查卻沒有任何記錄。
類似這樣的案子，偵辦到這種程度就算結束了嗎？毫無疑問，如果是斯大林同志看到這個記錄的話，估計能被氣瘋了，不說別的，那些利用假證件為親屬、孩子逃脫兵役和勞務的人都有誰，內務人民委員部不該查出來嗎？
可若是這個案子抓著不放，其最終會牽涉到多少人，恐怕誰也不好判斷，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它甚至會在列寧格勒的官場上，引發一場大地震都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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