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還是檢察系統亦或是法院系統，乃至于內務人民委員部、中央監察委員會，都是聯盟的內部機構，從某種意義說，這些機構的存在，都是為了保證聯盟的安全與穩定，維護聯盟社會秩序的。
聯盟的部門與部門之間，是不可能存在對立關系的，充其量是職權上的制約關系，而不可能出現你來我往的對立乃至敵對關系，敵對從根本上說，屬于一種情緒，而情緒是專屬于人的，一個部門則沒有情緒可言。
在正常的機構體系內，這些部門都應該是一種相互配合的關系，就像薩福諾夫他們所提出的“法制”理論，內務人民委員部也好，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也罷，都沒有參與司法的權力，他們的調查權、逮捕權，都應該受到約束，而給與他們約束的部門，就是檢察系統和法院系統。
檢察系統和法院系統，掌握著司法權，他們有權判定某人的罪行是否成立，給其什么樣的判罰，但是卻沒有權力去執行調查和逮捕等行為。
因此，從程序上來說，這就是一種分權，是一種制約的機制，它能保證司法不受，至少是少受認為因素的干擾，從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證聯盟司法體系的公正性。
只有這種司法體系建立健全了，人們才能有安全感，社會才能長治久安，才不出現某種基于人為而造成的政治性災難，就像戰爭那幾年所出現的混亂一樣。
從根本上說，盡管內戰在二十年代初就結束了，但聯盟在對德戰爭爆發之前的那十幾年時間里，其實一直都沒有穩定過，尤其是在政治上，一直處于動蕩的環境下，各種思想激烈的碰撞，導致了一系列慘烈政治斗爭的出現。
按照維克托前世那些流行的說法，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同志為了鏟除異己、肅清反對派而搞出來的政治迫害運動，曾幾何時，維克托也對此深信不疑。
但是重生之后，尤其是在成為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實際掌控者之后，他能接觸到聯盟幾乎所有的封存檔案，因此，也對真正的歷史事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從聯盟現在的檔案材料看，布爾什維克黨內與反對派之間的斗爭，從列寧時期便已經存在了。在1918年的俄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剛剛掌握了政權的俄共就險些分崩離析，正是在這次大會上，列寧同志所做的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政治報告，遭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激烈反對，最終的票選情況，是30票贊成、12票反對、4票棄權，按照三分之二贊成才能通過的原則，列寧同志的報告只能算是勉強獲得通過。
隨后的幾次代表大會，這種與反對派的斗爭也從沒停止過，包括與奧新斯基、斯米爾諾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等人的斗爭，包括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新反對派”之間的斗爭，這都是列寧同志在世時期發生的。
這種斗爭一直持續到1927年，聯共（布）召開十五大之前，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之前，舉行了個全黨公投，在斯大林同志確定的綱領與托洛茨基制訂的綱領之間做出選擇，結果，全聯盟范圍內的支持斯大林同志，并參與投票的黨員有七十二萬五千余票，而支持托洛茨基的則只有六千余票。
所以，聯共第十五大，其實就是斯大林同志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樹立起個人權威的時候，因為正是在這次的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皮達可夫、斯米爾諾夫等人在內的九十八人，幾乎囊括了從布爾什維克黨掌權直到當時的所有反對派，統統被開除出了布爾什維克黨組織。
但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包括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大部分在十五大上被開除出黨的人，在后續的幾年中，不僅仍舊身居高位，而且還陸續被重新接受入黨，又成為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試想，如果斯大林同志真的是單純為了排除異己，清除掉反對派，當時為什么還要給這些人一個重新回來的機會？
欲擒故縱嗎？
請相信一個現實，在政治斗爭中，沒有誰會用欲擒故縱這一手計謀的，因為這是個只講究夜長夢多的地方。
在后世，朝斯大林同志身上潑臟水的人很多，而在這其中表現最搶眼的，顯然就是赫魯曉夫同志了，可即便是這位脾氣暴躁的“斯黑”，也在他的回憶錄中寫著：“這個人在暴怒的時候可能造成很大傷害，但當你證明自己確實正確，又向他提供了合理的事實時，他會明白，這個人是在堅持有益的事業，并予以支持……是的，當你堅決反對他的意見，如果他又相信你是正確的，他就會放棄原先的觀點，接受對方的觀點。”
世界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在任何政治變革發生的時候，都會存在反對的力量，這與變革的內容或是發動變革的人是誰無關，只與變革是否要堅決推行有關。
美國人的身上就干凈嗎？看看林肯，南北戰爭時期美國人死的人少嗎？
所以，要想正確看到大清洗的問題，不需要考慮死了多少人，也不需要考慮當時管理著聯盟的人是斯大林同志亦或是別的什么人，人們真正需要去看的，是在當時的聯盟內部，是否存在一個根深蒂固，且已經威脅到布爾什維克黨統治的巨大威脅。
按照維克托從原本屬于內務人民委員部管理的資料中看到的信息，這個威脅顯然是存在的，它包括了從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始終都未被徹底清除的資產階級勢力；列寧同志執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出現的頑固富農；三十年代初，因西方經濟危機而大量涌入蘇聯的西方公民，以及隨同他們一起進入蘇聯的間諜、破壞分子。
當然，最為嚴重的一個，還是在聯盟成立不到二十年間，便從聯盟大地上迅速滋生出來的大量官僚主義分子。
所有這一切，都是對聯盟利益的危害，是隨時可能傾覆整個國家的毒瘤，但十五大上所組建的，由195名中央委員所組成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以及由9名中央委員組成的中央檢察委員會，都未能履行他們的職責，相反，在這些中央委員中，也有很多人被侵蝕了，他們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于是到了十七大的時候，也就是1934年年初，中央委員會對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檢察委員會進行了改組，新成立了蘇維埃監察委員會和布爾什維克黨監察委員會，但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樣的改組也沒有起到什么效果。
這一切都向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說明了一點，即：單純依靠黨內斗爭的方式，已經沒有辦法消除危機了。因此，到了這個時候，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作用便一下提升了起來。
其實，從一個很現實的角度去考慮，也能想明白一個事實，倘若大清洗真的只是斯大林同志用來鏟除異己、根除反對派的運動，那么他既然能夠在全聯盟范圍內掀起這么大的波瀾，殺掉這么多人，卻還能安安穩穩的在他的位子上坐個二十多年，那他在聯盟的權威得有多高啊？既然原本就有了這么高的權威，為什么還要搞這一套，給自己弄個遺臭萬年的后果呢？
話題在這里兜回來，且不管當年的大清洗運動，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說其真實的背景是什么樣的，至少有一點是沒錯的，那就是由維辛斯基同志所搞出來的，基于純暴力的聯盟法系，是存在著很嚴重問題的，他過分抬高了執法部門的地位，卻貶低了司法部門的地位。
執法部門屬于暴力機構，片面抬高他們的地位，而不給他們的權力加一個轡頭，其后果實在是太嚴重了。
另外，不要以為司法體系內就沒有政治斗爭，畢竟斗爭無處不在，維辛斯基在聯盟的社會主義司法體系內，占據了一個很特殊的地位，有人將他說的話奉為圭臬，自然也有人對他的話不屑一顧，當然，更有一部分人滿心打算著取而代之。
像薩福諾夫、戈里亞科夫他們這些人究竟做的什么打算，維克托不是很清楚，但卻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不僅是在限制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權力，同時，也是在挑戰維辛斯基在司法界的權威。
既然他們高舉著社會主義法制的大旗，那么在費比舍恩科的問題上，應該秉持什么樣的立場，自然也應該是很清楚的了。
什么叫做法制？費比舍恩科既然犯了罪，就應該為他的罪行付出代價，若是因為他在戰爭中獲得的功勛，就忽視了他在戰爭爆發前犯下的罪行，那可不是法制的表現，而是徹頭徹尾的人治。
所以，要想維克托明確立場，薩福諾夫他們也得明確立場，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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