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市中心，阿特丹林頓大道與六月十七日街交匯處，維克托在數十名士兵以及政治保衛局警衛的陪同下，步履悠然的穿過已經被毀的千瘡百孔的勃蘭登堡門，隨即，他停住腳步，回頭看向這座高達宏偉的凱旋門上方，在門頂上，勝利女神以及她所駕駛的駟馬戰車，已經被徹底炸沒了，只剩下一個殘破的根基還隱約可見。
前世的時候，維克托就夢想著能有一天到柏林旅游一次，但在那稍顯短暫的一生里，他始終都沒能得到這么一個機會，誰成想，現在他倒是出現在了柏林的街頭，只是此時的柏林根本不像一座城市，反倒更像是一個大號的拆遷工地，觸目可及的地方，全都是布滿蒼白彈孔的殘垣斷壁。
且不說眼前這座城市毫無風景可言，就連走在大街上，腳下踩著那些或大或小的碎石瓦礫，時間長了，都會給人一種硌腳的感覺，而且走著非常累。
就在勃蘭登堡門前停住腳步，維克托回頭看了看，朝跟在身邊的瓦連卡揮了揮手，示意他通知人把車開過來，接下來，他準備去帝國總理府看看，主要是參觀一下希特勒自殺的2號地堡。
這次前來柏林，維克托不能停留太久，他必須在明天上午之前趕回去，以便準備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勝利紀念日大閱兵活動，稍后，他還將主持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一次工作會議，主要是布置一項有關兵力調動的保密工作。
盡管在此前的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同志代表聯盟向盟國做出了承諾，答應在對德戰爭結束的三個月后，蘇聯將正式對日作戰，但這個具體的時間，究竟是在三個月后的什么時候，斯大林同志卻沒有交代清楚，而前后一個月的間隔，可不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就在蘇軍圍攻柏林的同一時間，在千里之外的太平洋戰場以及中國戰場上，日本人也針對著美軍的進攻，做出了一些戰略上的調整。
在中國戰場上，四月初的時候，為了摧毀中國的芷江機場，日軍在湘西地區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作戰，結果，整個戰事的進展，并不像日軍所構想的那般順利，武陽、武岡、芙蓉山，日軍接連受挫，損失慘重。
與此同時，在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在沖繩的攻勢受挫之后，調整了部署，并在最近兩天發動了大規模的全面攻勢，日軍發起的所謂“神風”攻勢，沒有取得太大的戰果，反倒是其在沖繩島上的防御，逐漸面臨崩潰的危機。
考慮到稍后美軍很可能會對日本本土發動攻勢，同時，其在中國的占領也岌岌可危，日軍大本營也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其新近下達的命令，是將分布在廣東、廣西、湖南以及江西的部隊全數撤退，以收縮防線，采取防御態勢。
換句話說，受占據的壓迫，日本人已經放棄了咄咄逼人的攻勢，轉而進入了戰略防御階段，而根據從中國國內傳回的情報顯示，中國一方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國民政府同樣也做出了戰略調整，其在正面戰場的全面反攻，已經全面展開了。
此前，為了迫使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美軍曾經在三月份的時候，對東京實施了毀滅性的大規模轟炸，海量的燃燒彈幾乎將整個東京燒成了一片白地，但遺憾的是，日本人依舊沒有投降的打算，與此相反，他們的負隅頑抗反倒顯得更加瘋狂了。
在美國國內，針對美軍蒙受的巨大傷亡，已經有聲音在質疑杜魯門的能力了，那些試圖在新一輪選舉中將其趕出白宮的人們，用美軍在沖繩島所蒙受的巨大損失來質疑杜魯門，指責他的能力不足以出任總統的職務。
其實，美軍在沖繩島所蒙受的損失，與杜魯門真的沒有太大關系，即便是羅斯福總統還活著，這種損失也是無可避免的。
但政治就是政治，很多時候，這方面的問題都不是能夠依靠理性的解釋來解決的，因此，對于杜魯門來說，他要想在新一輪的大選中，摘掉自己頭上那個“臨時總統”的頭銜，成為新一任的正式美國總統，他就需要一場巨大的勝利，而且，這場勝利必須在大選開始之前便被他收入囊中。
考慮到現實的種種因素，在德國人正式宣布投降之后，美國人對聯盟對日作戰的依賴不僅沒有削弱，反倒是增強了，總的來說，他們不僅僅在盼望著蘇軍盡早對日宣戰，還指望著中國戰場上的國民政府，對日軍展開全面的反擊，以阻止入侵中國的大批日軍返回本土。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接下來所要布置的保密工作，就是有關蘇軍兵力東進的，按照最高統帥部的命令，從三天前開始，原本駐留在卡累利阿的卡累利阿方面軍，已經開始向遠東地區重新部署，包括方面軍司令員梅列茨科夫同志在內，整個方面軍的野戰統帥機構，實際上已經秘密轉移到了遠東。
最近一段時間，尤其是在聯盟拒絕對蘇日友好條約進行續約之后，日本的情報人員在聯盟的活動便開始變的頻繁起來，他們一方面是試圖推動聯盟繼續置身事外，與日本保持和平狀態，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監視蘇軍的動向，以便在蘇軍發動對日作戰之前，獲得有用的情報信息。
最高統帥部給維克托，也就是給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下達的命令，是盡量保證蘇軍在遠東地區軍事部署的保密性，但維克托卻是非常的清楚，這種事情要想保密是不可能的。
從聯盟的西部地區到遠東地區，足有數千公里的距離，與此同時，蘇軍的兵力調動又不是一個團一個營，而是集團軍為單位的大規模兵力調動，不說別的，僅僅是按照鐵路部門的預估，這次部署行動需要動用的列車車廂，就多達十四萬節。
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怎么保密？
因而，從實際角度考慮，維克托認為對內情報局、反諜報局所能做到的最佳結果，就是不讓日軍或許蘇軍的具體進攻計劃以及進攻時間。
維克托的座車是由蘇軍駐柏林管制委員會安排的，不是維克托所習慣的伏爾加，也不是軍用吉普，而是一輛奔馳轎車，說的更具體一點，就是一輛奔馳770K防彈車。這種車是希特勒所乘坐的，全世界一共有17輛，而維克托所乘坐的這一輛，是管制委員會從戈林的別墅里查抄出來的，稍后，等斯大林同志前來柏林參加會議的時候，這輛車將作為他老家人的座駕。而等到斯大林同志離開柏林之后，這輛車則會被運回莫斯科，收藏到聯盟的國家博物館。
乘坐著舒適的奔馳轎車，維克托去了一趟帝國總理府，參觀了希特勒自殺時的地堡，向負責鑒定工作的技術人員，詢問了對希特勒尸體的鑒定結果——這其實就是走一個流程，象征性的意義要比實際意義大的多。
在參觀完了帝國總理府之后，維克托又乘車離開柏林市區，去往位于柏林南郊三十公里處的波茨坦采西林霍夫宮。
與之前召開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時的情況不同，這一次，蘇美英三國首腦在柏林的會談，并不是什么秘密，各國的媒體早就透露出了相關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會議召開的地點，也就是波茨坦，從安全性上來說，是絕對一點問題都沒有的，畢竟僅僅是蘇軍，就在該地區部署了兩個集團軍。
如今的波茨坦處在蘇軍的絕對控制之下，作為英美的安全團隊，兩國只是派遣了一支小規模的安全部隊入駐，而且，這支安全部隊也沒有住進采西林霍夫宮內，而是在永芬湖畔的一處私人公寓內安頓下來。
維克托在采西林霍夫宮視察了一番，隨后，還與美方的代表，鼎鼎大名的史汀生先生碰了個面，簡單的商談了一下采西林霍夫宮的安全警衛分配問題。
史汀生的確是個很有名氣的人，他早在30年代的時候，便出任過美國的國務卿，著名的“史汀生主義”就是由他提出來的，也是由他名字命名的。
說起來，當年史汀生提出的“不承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的反日斗爭是有益的，這一點不能否認，不過，維克托還是不喜歡這個人，而他之所以不喜歡這個人的原因，便是受了對外情報局一份情報的影響。
按照這份不久前才由華盛頓情報站提供的情報顯示，史汀生向杜魯門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建議修改此前由羅斯福總統所提出的，要求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必須無條件投降的政策，給予日本“等同于無條件投降”的待遇，以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
必須明確的是，此人就是第一個提出在戰后保留日本天皇制度的人，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此人第一個修改了同盟國之間，從卡薩布蘭卡會議開始，就達成的協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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