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在經過了四年的衛國戰爭之后，聯盟內部的軍人利益集團的確是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發展，尤其是在戰爭進行期間，以總參謀部為首的軍人集團，確實是為紅軍系統爭取到了不少的利益，當時，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在很多問題上，即便是斯大林同志也不得不對軍隊做出讓步。
比如說在戰役的決策問題上，莫斯科戰役之前，斯大林同志在這方面是占據著絕對發言權的，部隊在戰役進行過程中是如何進攻，什么時候進攻，是否撤退，向哪里撤退，類似這樣的問題，都需要由斯大林同志做決策，總參謀部在更多的時候，只是向他提出建議，卻沒有做決定的權力。
而在莫斯科戰役之后，斯大林同志基本就退出了戰役決策圈子，他很少再在那些有關戰役決策的問題上發表個人意見，至少，他不會強行要求軍隊接受他的指令了，更多的時候，他所做的工作，還是在總參謀部的建議下，做出一個形式上的最終決策，說白了，就是總參謀部提出計劃，他個人表示贊同，他也不是沒有提出反對意見的時候，不過，最終的決策，始終還是以總參謀部的意見為主的。
當然，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并不是說斯大林同志受到了總參謀部的威脅，而是因為他自己認識到了自身的缺陷，指揮作戰并不是他的長項，所以，更能接受職業軍人們提出的建議了。
事實是，斯大林同志的這一點轉變，對于聯盟扭轉戰場局面，最終反敗為勝，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將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去做，這一規則到任何時候都是準確的。
不過，與此同時，歷經幾年的戰爭，總參謀部在聯盟軍中的影響力，自然也是越來越大，越來越顯性，當某個人或是某個部門，能夠長時間決定某項利益分配的時候，那么就會有無數人逐漸靠攏過來，最終以這個人或是這個部門為核心，形成一個牢固的利益集團——在幾年的戰爭之后，總參謀部就成為了這樣一個存在。
因為這個部門能夠決定戰役如何進行，也能夠決定誰負責指揮哪個地段的戰斗，因此，自然而然的，就會有一系列的軍隊將領向這個部門靠攏，最終組構成一個雖然松散，但卻具備足夠影響力的軍人利益集團。
在戰爭后期，斯大林同志顯然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在限制總參謀部的問題上，做出了不少的動作，而對朱可夫的打擊，其實也是這些動作中的組成部分。
后世的輿論將斯大林同志對朱可夫同志的打壓，定性為嫉賢妒能，定性為他對朱可夫同志個人聲望的嫉妒，這種說法顯然是片面的，也是站不住腳的。
正是因為斯大林同志對朱可夫的打擊，才令總參謀部這個逐漸成型的利益集團，不得不在更多問題上保持謹慎，不敢踩過界。
不過，在維克托看來，斯大林同志對軍方利益集團的打擊，顯然并不十分徹底，首先一點，在整個軍方利益集團中，真正受到打擊的，其實就只有一個朱可夫，盡管朱可夫是軍方利益集團的首要代表，但對他的打擊，還不足以將這個集團的發展勢頭按下去。其次，即便是對朱可夫的打擊，斯大林同志做的也不夠徹底，對于朱可夫這樣的人來說，職務的升降其實對其影響并不是很大，盡管他現在被發配到了敖德薩，做了一個有名無實的敖德薩軍區司令員，可一旦斯大林同志不在了，他很快就能重新爬起來。
說白了，就是只要這個軍方利益集團依舊存在，其影響力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削弱，類似朱可夫這樣的人，就有機會東山再起。
軍方利益集團的存在，也是勘察加半島問題復雜化的根本原因，當然，在維克托的認知中，軍方利益集團目前插手的問題可不僅僅是一個勘察加半島，包括克里米亞半島，包括在黑海沿岸地區，包括在蘇中邊境等一系列問題上，軍方利益集團都有把控話語權的欲望，只是因為斯大林同志個人的權威在聯盟內無人可以挑戰，所以，他們的表現才沒有過于的鮮明。
但是，維克托的心里卻是有所預感，一旦在將來的某一天里，斯大林同志過世了，而接替他的人沒有掌握足夠的權威，那么軍方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干預，或許將無可避免。
聽著前方斯大林同志與莫洛托夫同志之間的交談，維克托的心思卻已經跑的很遠了，他總結了一下，就衛國戰爭后的這一兩年來說，聯盟內部所蘊藏的危機就已經有很多了：
首先，戰后重建問題中，因路線、偏重所引發的潛在危機，這一點在維克托看來是非常關鍵的。盡管日丹諾夫同志在聯盟中央所擁有的影響力很大，盡管國家計委始終處在沃茲涅先斯基同志的絕對操控之下，但對于戰后經濟發展領域的側重點問題，日丹諾夫與沃茲涅先斯基等同志的觀點，依舊沒有占據主流地位。受美蘇矛盾以及聯盟復雜外部環境的影響，聯盟在四五計劃制訂過程中，依舊將以軍事工業為主的重工業，放在了經濟發展的首要位置，對以消費品生產為主的輕工業，重視度不夠。在維克托看來，這對聯盟來說，是一個嚴重的隱患。
其次，復雜的民族問題以及在民族政策方面所犯的錯誤，這在維克托看來，是一個很致命的疏漏。聯盟很重視對各類民族主義的打擊，但卻忽視了民族主義情緒在黨內干部中的滋生蔓延。堡壘總是容易從內部攻克的，這個道理所有人都懂，但關鍵一點是，人們總是分不清誰是潛入組織內部的“第五縱隊”，而在維克托看來，干部民族化這個毒素，就是潛藏在聯盟黨內的“第五縱隊”，如果不能將其從黨內徹底清除出去，因民族問題引發的危機，將隨時可能威脅到聯盟的生存。
再有，聯盟黨內各類利益集團的興起問題，這一現象，是隨著衛國戰爭的爆發而出現的，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隨著國防人民委員部的組建而出現的。在幾年的戰爭中，聯盟為了實現對整個國力的充分動員，將國家的一切權力收歸到了國防人民委員部，這種政權組構模式，固然是增強了整個國家的效率，但與此同時，也強化了集權的組織結構。且不說戰爭中出現的軍方利益集團，就單說軍工利益集團，在過去幾年的戰爭中，全聯盟各類型的軍工企業被統合起來，它們在相互配合的生產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官僚體系，盡管它們抱團的跡象還不是很明顯，但這種趨勢卻已經顯現了出來。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聯盟所面臨的危機還有很多，比如說外部環境的壓力，再比如說糧食供給不足、勞動力嚴重匱乏等等等等，總而言之，聯盟的局勢絕不像表面看起來那般的平穩，那看似波瀾不驚的水面下，隱藏的是一個個不斷擴大中的漩渦。
不過，維克托認為，這些問題本身還不是聯盟所面臨的最大危機，聯盟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在于，以斯大林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層，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的確，以斯大林同志在聯盟的無上權威，只要他還掌握著聯盟中央的領導權，這些問題就都顯現不出來。但關鍵的一點在于，以斯大林同志的健康狀況，他還能領導聯盟多少年？
繞著花園轉了一圈，三個人重新回到軍械庫廣場前的甬路上，聽到前面的斯大林同志與莫洛托夫同志轉移了話題，開始談論有關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問題，維克托才收回了復雜的思緒。
就目前來說，維克托所能觀察到的聯盟內部潛在的問題，都不是他所能夠改變的，所以說，他要想改變現狀，按照自己的思路來解決聯盟所面臨的危機，就必須繼續往上爬，不求取代斯大林同志所處的位置，至少也要擁有在政治局中發言的權力，若是連一個政治局中的席位都拿不到，他就根本沒有資格對聯盟做出任何改變。
斯大林同志對保加利亞的局勢非常關注，主要是他對季米特洛夫與鐵托之間日益密切的聯系，感覺非常的不滿，另外，鐵托的大南斯拉夫構想，在保加利亞共產黨內似乎正變得越來越有市場，包括特拉伊喬·科斯托夫·久內夫在內的一系列保共中央領導人，都逐漸站到了季米特洛夫那一方，這對莫斯科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相對于斯大林同志來說，維克托對保加利亞的局勢卻是興趣不多的，事實很清楚，在索菲亞，固然有很多人支持季米特洛夫與鐵托之間的聯合，但反對他的人同樣也有不少，總體來說，莫斯科還是能夠控制索菲亞局勢的，關鍵點在于，莫斯科準備在什么時候對季米特洛夫那些人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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