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是何等樣人？說他在聯盟是個鼎鼎大名的人物，真的是一點都不夸張，尤其是在生物學界，他的名字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為在絕大部分的學者、生物學家眼里，此人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學者、冒牌科學家。
李森科其人，出生于一個普通的烏克蘭農民家庭里，他的父親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里，李森科的父親發現泡水并被冰凍過的種子，在來年的收獲季節里，會變得更加早熟，并將這種育種的方法，運用到了實踐中。
而成年后的李森科，在基輔農學院畢業之后，將從他父親那里得來的育種經驗，運用到了他的實際工作中，并且還給這種育種方式起了個名字，叫“春化法”，其理論依據來自于法國進化論學者拉馬克所提出的“獲得性遺傳”理論。
“獲得性遺傳”這種理論，是不是真實有效的，直到維克托重生前的那個時代都還在爭論，在這里自然也沒有討論的意義。但必須明確的一點是，在生物學界以及進化學界，一直存在兩種不同觀點的對立，即獲得性可以遺傳的一方，與認為獲得性不可以遺傳的一方所產生的對立。
認為后天獲得性可以遺傳的著名學者，除了拉馬克之外，還有聯盟著名的園藝學家、聯盟農業科學院院士伊萬·弗拉基米洛維奇·米丘林，所謂的“米丘林學派”就是由后者創立的。更加重要的事，米丘林在生前曾經受到過列寧同志的高度評價，他所做的很多工作，也確實對聯盟是有益的。
至于說認為獲得性不可以遺傳的著名科學家中，近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則是托馬斯·亨特·摩爾根，此人創立了摩爾根學派，且創立了染色體遺傳理論，他認為遺傳物質是不變的，只有基因突變才能產生新的變異，至于什么后天的獲得性，根本不可能進入遺傳過程。
在這里需要記清楚的一點是，摩爾根是美國人，他在三年前才剛剛過世。
獲得性能夠獲得遺傳的爭論，在聯盟內部自然也存在，而在這其中，堅定擁護米丘林學派立場的人里，李森科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至于說站在他對立面的人中，則包括了曾經的“全蘇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長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以及接受瓦維洛夫邀請，專門從美國移民到蘇聯來搞生物研究的赫爾曼·約瑟夫·穆勒。
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時候，李森科還沒有開始推崇米丘林學派的理論，他只是在到處宣揚他的“春化法”，并大言不慚的宣稱，春化法不僅能夠促成小麥的早熟，還能起到抗霜凍的效果，另外，還能增加作物的畝產，可謂是無所不能的超級育種方法。
最初的時候，相關的學術論戰并不存在，只是作為美國的移民，穆勒先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看到了李森科所介紹的“春化法”，他在經過一番研究之后認為，所謂的“春化法”其實對作物的增產和抗霜凍，并不具備什么作用，他甚至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李森科所介紹的“春化法”不是科學，而是巫術。
就這樣，雙方的論戰一觸即發，而迅速被卷進來爭論旋渦瓦維洛夫，倒是沒有直接批評“春化法”不起效果，他利用自己“全蘇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長的身份，在全聯盟范圍內找了五十塊試驗田，分別采取“春化法”進行耕種。結果，最終的實施證明，穆勒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李森科所宣揚的“春化法”的確沒有什么效果。
有實實在在的實踐做論證，李森科的處境一下子就顯得尷尬起來，他要想證明自己的育種方法真的有效，自然也要拿出實際的證據來才行，否則的話，科學可不是傳謠言，你想怎么說都行，科學終歸是要看實際，看實踐的。當瓦維洛夫一方以實踐結果為武器，對李森科展開批判的時候，后者除了同樣拿出有說服力的實踐結果來，就沒有別的路可走了......至少從當時來看是這樣的。
但事實是，人們都小看了這個還不到四十歲，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家伙了。面對瓦維洛夫等人擺出來的事實，李森科并不應戰，他避開實踐的話題，繼續抨擊穆勒，認為穆勒對他的詆毀，就是對米丘林學說的詆毀。
作為一個美國人，穆勒可沒有那么多政治方面的思維，在遺傳學的問題上，他是孟德爾-摩爾根的擁躉，他堅信后天的獲得性是不可能對遺傳構成影響的，因此，從學術上說，他也的確是不認可米丘林學派的觀點，于是，在面對李森科指責的時候，他索性大大方方的承認了自己的立場，并尖銳的指出，米丘林的學說在遺傳學上是講不通的，是錯誤的。
于是，至此，雙方的爭論進入了最高潮。
當時，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份，也就是當年的年初，恰逢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在列寧格勒召開，斯大林同志專程從莫斯科趕到列寧格勒，出席了這一次會議。
就在這次的會議上，李森科利用發言的機會，對瓦維洛夫和穆勒展開大肆的抨擊，當然，他的抨擊不是從學術角度出發去展開的，而是從政治角度發起的。他在發言中宣稱，他的“春化法”是與米丘林同志的學說一脈相承的，因此，是革命的，是社會主義的，也是蘇維埃的。
至于反對他“春化法”的那些人，則是反對米丘林同志學說，并堅定擁護摩爾根學說的。摩爾根是什么人？美國人，而且還是一個持反共立場的美國人，這樣一個人的學說，自然也是反革命的，是資產階級的，甚至是帝國主義的。因而，那些支持摩爾根學派的人，自然也是反革命的，是資產階級的，是與蘇維埃格格不入的。
所以，李森科對待學術矛盾的手段，就是：我說不過你，就給你扣一頂反革命的大帽子，我反駁不了你的學說，就從肉體上毀滅你。
在這里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次會議召開的時間，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份，而就在兩個月前，也就是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份，列寧格勒剛剛發生了一件大事——斯大林同志的親密戰友，也是政治上的牢固盟友基洛夫同志，剛剛遭遇刺殺，內務部對這個案件的調查，剛剛進入高潮，按照內務部的匯報，基洛夫同志是死于一場陰謀的，在列寧格勒，甚至是在全聯盟范圍內，都潛藏著為數眾多的反蘇維埃分子、間諜分子以及破壞分子。
當時的斯大林同志為什么要從莫斯科趕到列寧格勒？難道就為了參加這么一個農業方面的會議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這里，只能說李森科同志的運氣太好了，或者說，他的政治嗅覺太敏銳了，盡管此人不是個搞學術的苗子，但卻是個搞政治斗爭的行家里手。
他選擇了一個最佳的時機，用一個最佳的借口，將他的學術對手當做政治敵人給消滅掉了。就在那次會議之后不久，瓦維洛夫同志便被判了死刑，作為美國人的穆勒則借口去西班牙支援革命，倉皇的逃離了聯盟，不僅如此，當時整個“全蘇作物栽培研究所”幾乎都被清洗干凈了，這個從列寧時期就建立起來的重點育種機構，就這么徹底被廢掉了。
而就在整垮了瓦維洛夫之后，此后的兩三年時間里，李森科的際遇可謂是順風順水，他很快就成為了克蘭科學院院士，兩年后，又被授予了一個“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的稱號，從那之后直到衛國戰爭爆發，他一直都在烏克蘭推動普及他的“春化法”。
前世的時候，維克托雖然對聯盟的歷史了解不多，可他卻偏偏知道李森科這個人，要知道，在維克托的前世，中國的生物學、遺傳學界，也曾長期受到李森科主義的影響和干擾，從五十年代初，一直到五十年代末，將近十年的時間里，中國國內的學術界都不乏反對李森科主義的聲音，但同樣也一直受到壓制。實話實說，李森科以政治斗爭的形式解決學術爭端的做法，以及他本人所吹捧的春化法，對五六十年代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注意力從回憶中拉回來，重新放到手里的那封信上。
從這封信的內容來看，米利恰科夫同志顯然也很不看好李森科所謂的“科學理論”，但按照他的講述，李森科在烏克蘭農業界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即便是蘇卡切夫也沒辦法與他相提并論，最重要的是，烏克蘭的大量官員，都高度認可李森科的理論和地位，認為他的育種方法是扭轉烏克蘭農業局面的最有力武器。
作為一個剛剛離開監獄，重新返回崗位的“戴罪之人”，米利恰科夫可不敢公開質疑李森科，盡管他是烏克蘭部長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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