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覆蓋著一望無際的原野，天地間一片素白。火車車頭煙囪內沖出的白煙，在漫天雪白的背景下，顯得有幾分魔幻，朦朦朧朧的，看似真切，實則飄忽。
雪依舊在下，細碎的雪花被北風裹夾著，如同飛蛾一般撞擊著列車的車窗，盡管那雪花沖不破玻璃窗的阻擋，卻有效隔離了車廂內的視線。
煦暖如春的車廂內，維克托獨自坐在僅有的那張辦公桌前，眉頭緊皺的翻看著手里的一份文件。
半個小時前，送他前往列寧格勒的專列剛剛過了科爾皮諾，按照警衛的說法，再有大約一個小時，火車就會進入列寧格勒市區了。
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這一段行程并不算很漫長，實際上在維克托的感受中，它多少還有些短暫呢，如果可能的話，他更希望這趟列車永遠都不要開到終點站，那樣的話，也省的他為列寧格勒那些破事而煩惱了。
當然，此刻令維克托感到煩惱的，還不僅僅是列寧格勒的破事，還有烏克蘭的破事，說的更具體一點，就是有關所謂“社會主義遺傳學家”、“左翼遺傳學家”李森科同志的破事。
作為一個名詞，“遺傳學家”這個稱號，顯然是屬于科學領域的，而“社會主義”、“左翼”這樣的名詞，卻是屬于哲學亦或是社會學領域的，將“遺傳學家”這樣一個名詞，和“社會主義”、“左翼”這樣的名詞搭配在一塊，聽上去似乎有些荒誕，但這種荒誕的事情，卻實實在在的發生了，而且就發生在聯盟，發生在烏克蘭。
隨著戰爭結束，準確的說，隨著烏克蘭的農業生產出現好轉，趁機了許多年的李森科同志又跳出來了，他給自己戴上了一定“社會主義遺傳學家”的大帽子，將他所推崇的“春化育種法”吹捧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科學方法，而給那些反對他的人扣了一頂“資產階級”的帽子。
這一套把戲，他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時候已經玩過了，借著當時大清洗的潮流，他很是坑害了一批人。而現在呢，他又一次跳了出來，繼續在遺傳學領域內大肆宣揚階級斗爭的理念，試圖再一次確立其在遺傳學界的領導地位。
或許是因為有過一次成功的經驗了，所以如今的李森科同志不僅技術更加嫻熟了，而且信心也更加的充足了，他不屑于繼續搞那種一對一的學術辯論了，而是開始搞一個打十個的“舌戰群儒”大戲。就在維克托離開莫斯科前往列寧格勒的前一天，李森科同志在《農業文摘》雜志上發表文章，正式將“資產階級”的帽子，扣在了“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的頭上，并隔空喊話，向蘇聯科學院提出建議，主張在聯盟所有的農業院校、科研院所中，徹底摒棄資產階級性質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的講授，轉而著重傳播社會主義的“米丘林”遺傳學。
隨著李森科這一篇文章的面世，整個聯盟遺傳學界都被震動了，包括錫馬爾豪森、留比曉夫以及蘇卡切夫在內的一干遺傳學專家，紛紛站出來批評李森科的這篇文章，認為他將階級斗爭的哲學理念引入科學界，本身就不是負責的科學研究態度。
而在過去兩天里，雙方的支持者都在聯盟的一些農業刊物上發表文章，激烈的抨擊對方的主張和學說，其影響力甚至已經擴散到了聯盟之外，并引來西方科學界的普遍嘲笑。
之前，維克托已經從米利恰科夫那里得到了一些有關李森科的消息，當時，他就對這個“偽科學家”非常的反感，按照他的計劃，原本是打算試探一下斯大林同志的態度，然后出手給這個家伙一點教訓的，但是很可惜，列寧格勒發生的變故，打亂了他的計劃，使得他不得不將這件事暫時放到了一邊。
而此刻維克托正在看著的文件，則是由意識形態保衛局提交上來的，因為李森科所引發的學術爭論，已經涉及到了階級斗爭的話題，因此，意識形態保衛局也對這場爭論給予了高度關注，持不同立場的各方學者在什么雜志上發表了什么樣的文章，意識形態保衛局都做了詳細的統計，以便將來有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拿出來引用。
令人憂心的是，從意識形態保衛局提交的這份文件來看，即便是非科學界的意識形態保衛局，似乎也在立場上傾向于李森科的觀點，文件的字里行間都能看出這一點來，可見其偏向性有多強。當然，對此維克托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一名重生者，而是單純作為一個眼前這個時代的人，估計維克托的立場也會偏向于李森科的觀點的。
為什么？很簡單，因為李森科支持的學說，是來自拉馬克-米丘林的遺傳學說，他們強調用進廢退和獲得性遺傳，若是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先天性的東西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有用的功能會進化，沒用的功能會退化，也就是說，后天的影響對生物是具有改造作用的。
早在一八九六年的時候，恩格斯就曾經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文章強調：勞動促使了猿類手的變化，然后再由手的變化，引起整個肌體的變化，最終促成了人類的直立行走，與此同時，人類還在勞動中產生了語言，進而誕生了人類社會。
細品一下，這篇文章里所講述的人類進化過程，是不是與拉馬克-米丘林的遺傳學說相吻合？
而“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說強調的是什么？歸根結底，它強調生物的基本形態是由基因決定的，它是具備先天性的，后天對其的改造作用非常有限。一只猴子學會了用火，這項技能并不能通過遺傳傳遞給它的后代，同樣的，這只猴子即便是學會了直立行走，它的后代也不會天生就用兩條腿走路。
因此，“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的根本，其實就是天賦論，生物的一切都是由天賦決定的，后天能夠造成的影響非常小。
引申到社會學領域，拉馬克-米丘林的學說，等于是告訴人們，人們并不是生來高貴或是貧賤的，通過后天的努力，人們自然可以改變命運，進而，可以引申為革命可以改造一切。
而孟德爾-摩爾根的學說呢，則是在告訴人們，人一個人的一生從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經決定了，生而為奴的人就是一輩子為奴的命，生而高貴的人，就應該做一輩子高貴的人，革命無用。
所以，看，在無產階級的人生觀、世界觀中，這兩種學說哪種更像是正確的？估計沒有誰會選擇孟德爾-摩爾根的學說，因為這種學說的引申義太消極了。
但這個世界就是如此的殘酷，往往消極的東西才是這個世界的本質，從某種意義上講，兩種學術的爭論似乎很好的驗證了這一點。
不過，對于維克托來說，要想打破李森科所提出的那些理論，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顛覆拉馬克-米丘林學說，并保證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說，在聯盟不受到太大的沖擊，也不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因為在對外情報局的手里，掌握著一份很重要的情報信息，這份情報信息的驗證，將在很大程度上證明孟德爾-摩爾根學說的有效性。
曾經隸屬于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對外情報局，是維克托在衛國戰爭期間一手打造出來的駐外情報機構，當初，憑借著前世的記憶，維克托對駐外情報機構的建立，做了一系列的布局，并趁著美國人尚未對反間諜工作給與高度重視的機會，在美國國內的大批科研機構、大學院校內，安插了一系列的諜報人員，而在這其中，就包括了赫赫有名的卡文迪許實驗室。
盡管維克托在戰后離開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也不再負責對外情報機構，但他的繼任者同樣非常重視這方面的工作，并盡最大努力保證了駐外情報機構的高效運轉，畢竟這個機構也是最出政績和成績的一個部門。
在過去幾年里，對外情報局派駐在美國各個研究機構的諜報人員，向聯盟內部輸送了大量珍貴的情報資料，而在來自卡文迪許實驗室的情報信息中，就包括了詹姆斯·沃森與弗朗西斯·克里克正在搞的那個模型：DNA雙螺旋結構模型，盡管他們的實驗才剛剛展開，還沒有取得太大的進展，但偏偏維克托前世的時候，對這方面的東西還有一些了解，因此，他大可以結合來自卡文迪許實驗室的情報信息，弄一個似是而非的成果出來，到時候再由聯盟的生物學家去進一步研究。
這種事情對維克托來說，多少有些吃力不討好的意思，但無所謂，重生這么久，他已經越來越帶入現今的這個身份了，作為一名忠誠的布爾什維克黨員，他當然要為聯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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