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克托的邀請下，蘇斯洛夫在辦公室中間的一張沙發前坐下，他的屁股才剛剛挨上沙發，便迫不及待將隨身攜帶的公文包放在大腿上，從中取出一份文件拿在手里，看著維克托說道：“我已經看過了謝爾蓋·謝爾蓋耶夫卡·奧列加諾夫同志提交的報告，我認為這份報告可以同之前尼古拉·維克托羅維奇·波德戈爾內的報告合并在一起，另外再加入一些其他同志的意見和看法......”
他的話說到這兒，索菲亞的身影又重新出現在門口，手里還端著一個放了兩杯咖啡的托盤。
“謝謝，”蘇斯洛夫的話停下來，他等著索菲亞將咖啡放到自己面前的茶幾上，這才道了謝，接著說道，“我的看法是，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不應該僅僅局限在烏克蘭一地，而是應該拓展到全聯盟范圍內，本民族干部就地任職的危害性已經體現的越來越明顯，我認為它不僅僅會影響到聯盟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還會進一步影響到我們黨的純潔性和廉潔性。”
話說完，他將手中的文件遞到維克托的面前，等到對方將文件接過去，他才用右手的食指點了點文件，解釋道：“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過去幾年里，民族主義的問題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遏制。與此相反，某些黨員干部甚至對那些游蕩在叢林里的叛亂分子心懷同情，動輒為他們通風報信，幫助他們對抗內務部門的圍剿。”
維克托的手里捏緊那份文件，臉上眉頭微蹙，做出一副很重視的表情。
他站在沙發前面，一邊看著手里的文件，一邊緩緩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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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組織活躍度不高之外，瑪邱羅尼塔還批評斯涅奇庫斯消極應對立陶宛的“蘇維埃化”改造，他對立陶宛的農業集體化工作欠缺關注，致使整個立陶宛的農業集體化進程嚴重滯后。他排斥聯盟向立陶宛輸入移民的政策，尤其是排斥俄羅斯人進入立陶宛，事實是，在過去幾年中，聯盟一直在推動向波羅的海地區移民，借以推動波羅的海三國的“蘇維埃化”變革進程。但是就像瑪邱羅尼塔所說的，在波羅的海三國當中，的確是立陶宛的移民工作最不順利，因為這項工作遭到了整個立陶宛官方的抵制。
將整份報告從頭到尾的瀏覽了一遍，維克托抿著唇角，一只手在沙發的扶手上輕輕敲擊著，面露思索的表情。
作為聯盟國家安全工作的負責人，維克托當然知道立陶宛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況，自然也知道斯涅奇庫斯是個什么樣的人。實際上，在整個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不僅僅是斯涅奇庫斯，包括愛沙尼亞的尼古拉·卡羅塔姆以及拉脫維亞的愛德華斯·別爾克拉夫斯，都在民族問題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問題，而且，在這些人中，斯涅奇庫斯還算是表現的比較收斂的了，盡管他在某些問題上對莫斯科陽奉陰違，但就總體而言，他還不敢同莫斯科對著來，更不敢改變莫斯科下達的命令。
在波羅的海三國的領導人中，問題最嚴重的要數愛德華斯·別爾克拉夫斯。不要誤會，此人并不是拉脫維亞的第一書記，而是拉脫維亞部長會議副主席，不過，因為一些歷史性和民族性的原因，此人在拉脫維亞黨內的地位、資歷以及威望都很高，身為第一書記的尤尼斯·卡倫別爾津斯，很難在黨內對其形成約束和壓制。
在過去幾年中，拉脫維亞第一書記與部長會議副主席之間的斗爭就沒有停息過，后者在拉脫維亞各級黨委、蘇維埃執委會中，大肆安排、提拔拉脫維亞本族干部，并以此為手段，對前者逐漸形成壓倒性的政治優勢。
按照聯盟做出的規定，波羅的海三國必須使用俄語作為公務往來的官方用語，至于拉脫維亞語則是不能進入公務往來領域的，但身為部長會議副主席的別爾克拉夫斯，卻在他所負責的部門領域內提出完全背離莫斯科規定的要求，即要求所有進入相關部門的公務人員，必須在兩到三年內學會使用拉脫維亞語，否則的話，就會被逐出任職的部門。
是的，不要覺得驚奇，這就是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實際情況，可以負責任的說，盡管這三個國家現在屬于聯盟，是聯盟的加盟共和國，在那里執政的，也是由莫斯科所任命的黨員干部，但在實際上，那里的民族主義甚至是分離主義情緒，從來都沒有得到過有效的扼制。與此相反，盡管最近幾年里，聯盟的內務部門一直都在清剿三國的民族主義游擊隊，但那里的民族主義情緒，卻已經通過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形式，滲透到了三國的黨組織內部。
“我的看法是，莫斯科必須對各加盟共和國內部日趨泛濫的民族主義情緒、黨員干部民族化的現象，進行一次深入的、徹底的批判和清剿，”蘇斯洛夫在一旁繼續建議到，“否則的話，假以時日，這些問題將復雜的難以解決。”
維克托抬起頭，他將手中的文件交還給對方，略微沉吟了一會兒，說道：“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同志，我認同你的意見，而且，長期以來，我一直都認為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是一個攸關我黨內部團結，攸關聯盟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在我們黨內，的確有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正在利用這一點，瘋狂的攢取權力，拉幫結派，搞小團體、小集團......”
摸摸褲子口袋，口袋中空蕩蕩的，習慣裝在口袋里的香煙，此刻正躺在不遠處的辦公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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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的蘇斯洛夫顯然是知道維克托在找什么，他搶先遞過來一支香煙，同時，眼巴巴的看著維克托，期望他繼續說下去。
蘇斯洛夫同志在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上，同樣也有著鮮明的立場，毫不客氣的說，他是堅定站在維克托這一邊的，之所以如此，并不僅僅是因為他能夠認識到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危害性，還因為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對他是有利的，準確的說，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這一點，對大部分莫斯科的高層黨員干部都是有利的。
黨員干部民族化的現象，主要是在各個加盟共和國比較常見，而莫斯科并不存在這種現象發展的土壤。從這一點上講，黨員干部民族化與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其實也是地方干部與中央干部之間的分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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