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武朝的官吏數量，相較于前明，爆漲了近兩倍。
其中許多胥吏被納入名錄，接受俸祿，受到吏部的管轄。
而省試的舉行，又讓許多的秀才、舉人參與衙門中，一下子就斷絕了胥吏的世襲。
同時，胥吏由省試提拔，雖然造就了一些不懂得基層工作的讀書人，但卻提高了其素質，更加有助于地方主官對地方的控制。
且胥吏是本土任職，而省試后的吏員，則是本府隨機分配，異縣為官，能夠很好的杜絕其結黨營私。
故而，民間言論：吏員如官，吏治甚于前朝多矣！
這也為紹武朝的新政實施，奠定了基礎。
減租減息，三鄉老，通判推官，賦稅直收，推廣農作物……
這一樁樁，一件件，才造就了如今這盛世。
據吏部統計，平均每縣官吏數目，從前明時期的百來人，擴充至兩百余人，近三百之數。
其中，既有巡檢、仵作、僧道陰陽官等，又有六房書辦，吏員，以及民間的鄉老。
府、省的官衙，也逐步擴充數量，才能管轄如此龐大的官僚。
由此，中央的文武官吏，約莫五千來人，而地方則超過了四十萬。
而實質上，官衙還大量雇傭了白役干活，其數量是官吏總數的三到五倍。
籠統的來說，大明朝兩億人，吃皇糧的人數約莫有在三百萬，其中包括了軍隊、百官、吏員、白役等。
官民比例，約莫七十比一。
而要知道，前明時期吃皇糧的不過二十萬，就備受文人們苛責，財政負擔太重，皇帝不斷的進行苛扣，經常拿紙鈔、胡椒等抵債。
這些人的俸祿，一年總數超過了六千萬。
其中，軍隊包括京營、邊軍、巡防營，總數約七十萬，養他們就要三千萬。
想到這，一向與錢糧相伴的閻崇信，忍不住哆嗦道：
“我朝官吏之數，遠勝于前朝，古往今來數千年，也唯有我朝官吏最多吧！”
“年支六千萬，古之未有啊！”
禮部尚書趙郎星聞言，也嘆道：“中堂所言極是。”
“近些年來，民間許多士紳言語裁撤官吏，開源節流，朝廷官吏太多，讓人難安啊！”
“不過說起來，如此多的官吏，在中堂手中依舊能夠穩妥安置，俸祿不曾拖欠，實乃少有啊！”
閻崇信聞言，略顯得意道：“官吏繁多，某在內閣也是經常難安，思索再三之后才略有所得。”
“這大明，全靠商稅維持。”
去年的秋稅漸漸抵達京城，數量與內閣估計的相差不離。
比較現象級的是，紹武十八的商稅第一次超過了農稅，這對于內閣來說，是極具震撼的。
地方上繳九千萬塊銀圓，而糧稅只只有四千萬左右，如果換算成糧食，一石八銀毫，那就是五千萬石。
相較于前明時期，幾乎翻了倍。
內閣仔細研究，除了收稅更為徹底之外，大部分的增長點在于臺灣府、東北三地的開發，尤其是遼東地區，其地廣人稀，京城所食之糧，泰半來自地。
而商稅中，酒、茶、鐵、鹽四項為雜稅，僅僅靠鹽，一年就上繳兩千萬塊，著實離譜。
其余與地方分成的關稅、坐稅，也上繳兩千萬來萬。
再加上一些零零散散的，達到了五千三百萬塊銀圓。
所以在閻崇信眼里，綏遠和察哈爾商稅收的多，而安南除了糧食一無所有，在安南和綏遠之中選一下，他寧愿選綏遠。
閻崇信對幾人講解著賦稅的要點，感慨不已。
如果去除商稅，那么僅僅看四千萬的糧稅，根本就養不活如此龐大的軍隊和官僚。
這般，就導致了官僚體系依賴于商稅。
“重農抑商，斷不可以行了。”戶部侍郎蘇子翁附和著，然后憤慨道：
“許多不知深淺的，言語朝廷輕農重商，與民爭利，這要是不爭，朝廷怎么能活得了？”
“難道要像前明時期的崇禎皇帝那樣，向百官來化緣養軍嗎？”
“好了！”閻崇信安撫道：“都是一些少不更事的，朝廷把稅收到他們頭上，自然就心緒難當。”
“莫要聽其胡言亂語。”
而一旁的趙郎星無言以對。
他算是看明白了，這兩位是過來唱雙簧，表演給自己看的。
前幾日，他家的應為漏繳關稅，被罰了兩千塊銀圓，這些時日對于戶部一直擺臉子，看不順眼。
閻崇信瞥了一眼趙郎星，見其抿著嘴唇不發一言，他心中一笑，對著蘇子翁微微點頭。
蘇子翁也配合道：“要我來說，朝廷每年剩下一千來萬，為了以防萬一，商稅還是要收多一些。”
“中堂，不如效仿前宋，施行官營如何？”
“官酒，官鹽，官醋，官茶、官布，照我來說，這樣一來商稅起碼能再翁三五千萬，這要是突破了一萬萬兩，才算是真正的盛世啊！”
“不行。”趙郎星再也坐不住了：“趙宋冗官、冗兵，還要上供給蠻夷，自然苛扣百姓，如今我皇明親政愛民，斷不可行此事。”
“怕是一旦施行，民間就不穩了。”
他家就經營著大量的醋場，酒場，這要是收歸國有，朝廷親自經營壟斷，那還賺個屁呀。
“安坐！”閻崇信微微一笑，不緊不慢地問道：
“為何商稅倍于前朝，而百姓們卻不反？”
“下官不知。”趙郎星平靜下來。
“我也曾疑惑，陛下親解道，此為直接稅和間接稅。”
閻崇信搖搖頭，站起身對著紫禁城的方向拱了拱手，表達了對于皇帝的敬仰：
“所謂直接稅，謂之農稅，親自從農家手中取走，自然是人皆恨之。”
“而間接稅則不然，如布匹，價格高了些，那衣服就在多穿幾日，等實在穿不了，就跺了跺腳再買，那時候只會罵奸商，何怪朝廷？”
“況且，能買得起或許的，口袋之中總是存了些許錢財，買不起的自然就不買。”
“所以，商稅不僅得征收，而且還得不斷收，一直收，農稅則相反，盡可能的輕徭薄賦，百姓們口袋里有錢，商稅才能收起來。”
趙郎星恍然。
他沉默了一會兒，開口道：“下官明白了。”
閻崇信微微頷首，露出了真切的笑容。
事后，其才快步而至京城，向皇帝匯報此事。
朱誼汐聽其解釋后，才嘆道：“到底是讀過書的，知曉分寸，講明白了就好。”
“些許的讀書人，為官多年，忘記了圣賢書上的道理，一心被銀錢遮住眼睛，著實該磋磨一番。”
閻崇信拍著馬屁：“陛下憐憫，讓其改過自新，實乃是千古圣君也。”
對此，朱誼汐搖搖頭人，繼續裁剪著眼前的一顆花樹。
手中的剪刀飛快，不一會兒就將整顆樹修剪得坑坑洼洼，就像狗啃了一般，分外的難看。
閻崇信見之，眼皮抖了抖，就當沒看見。
朱誼汐則不然，反而認真的打量起來，看樣子滿意至極。
見其臉色不變，他才道：“修剪樹木，看的不是當今，而是往后。”
“減去那些枝葉，留下空間給新枝，從而讓其更加美觀動人，一時的美丑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未來。”
閻崇信聞言，神色一稟，似乎有所悟。
實際上，朱誼汐的心情并不太平靜，他只是借著修剪花樹來使自己平靜下來。
如果是在當年，官員如果喊幾句與民爭利，他早就耳光子扇過去，直接一貶到底，來個排氣瀉惱。
但如今登基日久，他成熟了，知曉了穩重。
趙郎星，禮部尚書，表面上看是一個人，實際上他的身后站著一大串文武官吏，處置了他根本就不見效。
這群人，可以將其代稱為既得利益群體。
他們又與明末時期的士紳不同，這群人是由官商群體構成。
家族中推出人來當官，然后族人經商，相互勾連，支持，從而勢力龐大。
畢竟科舉這玩意兒，除了要腦子外，錢財占據很大的份量。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山西晉商群體。
人家徽商是窮山惡水，不得不出來經商，而晉商則得益于邊貿，主要的人才放在經商上。
這種人讓朱誼汐想起來了英國的新貴族群體。
何謂新貴族，就是不再依靠土地，而是靠經商發家致富的貴族，思維上更加廣闊。
按照常理來說，蘇格蘭發生叛亂，查理二世想要加稅解決軍費問題，這是很正常的思維。
但新貴族不肯，要求限制征稅權，不同意立馬就造反了。
所謂的天主教信仰問題只是借口，主要是利益。
這行為大明則是什么？
江南不納稅的士紳。
鹽稅一年百萬，茶稅幾十萬，根本就在糊弄鬼。
而如今，農稅減輕，紹武朝中央集權力度加大，士紳們不得不屈服，大多繳納田稅。
而這時候，重稅的商人群體不樂意了。
尤其是有錢有勢的官商，本來能賺百分百的利潤，如今要掏三成給朝廷，著誰忍得了？
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朝廷從上至下的重商思維，讓商人的地位曲線性升高，其訴求自然就出來了：
“減稅！！！”
在思想上，他們以經世治國為口號，大肆要求朝廷重視商業發展，減輕商人的負擔。
而在行為上，他們則要求朝廷重視商人利益，如減輕賦稅，減少關卡……
表面上來看，這是很正常的訴求。
但這與朝廷的利益沖突了。
因為從幕府時代開始，就對商稅大肆征收。
如川鹽入楚，楚糧入吳，依靠著長江這條黃金商道，幕府不斷地征收商稅，養活了十萬大軍。
不然的話僅僅依靠被肆虐的湖北地區，簡直就是難如登天。
為了安撫商人，朱誼汐就不斷地出臺政策，營造良好的經商環境，肅清吏治。
如南京登基時，他廢除賤戶、雜戶，一律統稱為民戶。
表面上來看是賤戶得利，實際上卻是大量的商人們獲得了實質上的好處。
因為在前明時期，除了江南地區少量商人外，大量的商戶是很難考取科舉的。
皇帝出臺的政策，為其子嗣登科舉掃清了障礙。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不再如是。
中央朝廷的每項政策，都有深意。
同時，賤戶變民戶，就代表著其不再享有免稅的政策，一切行事都要征稅了。
換句話說，從現在開始，青樓也要繳稅了。
官員們討厭賤戶，除了其身份低賤外，還有一項原因就是因為其不納稅，不服徭役，無利可圖。
雍正時期的廢除賤戶，深層次的原因就在于擴大稅源，進行收稅。
沿海漂泊的疍戶、江南地區的惰民、丐戶等，也納入人口戶籍，繳納賦稅。
不然的話人家滿清皇帝，八旗貴族們都照顧不過來，哪里想得起幾百上千年來的賤戶？
歷朝歷代不管不顧，也是說明其無利可圖。
稅收這種事，農稅輕了，商稅就會重，非此則彼，根本就沒得平衡。
而如今，紹武皇帝選擇輕田稅重商稅，這就讓一群過慣輕松日子，且實力逐漸膨脹的商人們不舒服了。
官員要求重商，其背后都是一群商人在支持，或者本身就是經商。
面對這些人，不管不顧地處置，不過是強行壓制矛盾，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罷了，不值當。
“前明依賴于田稅，故而對士紳再三小心，我朝依賴于商稅，對這群商人們也得注意了。”
正是因為想的這般深，朱誼汐才有氣。
今日減稅，明日就爭權，后日就是推倒皇帝。
這在西方歷史上是有跡可循的。
而東方由于長時間的君主專制，君主妥協就會死亡。
對朱誼汐來說，如果所謂的資本萌芽是要奪他的權，推翻他的家族統治，那這萌芽不要也罷。
權力就像毒藥，只要一入口就擺脫不得。
“不過，有利也有弊。”
朱誼汐忽然又松了口氣。
國朝賴以商稅而活，就必然不會舍棄商稅，不斷地加碼，維持財政的健康。
同時，自古以來，中國的農民就占據多數，這也就意味著讀書人多出自地主群體，這群人或許重商，但絕對不會擺脫儒家思想。
畢竟儒家到現在的程朱理學，就是地主階級改造后的產物。
“壓制和發展，這并不矛盾。”
皇帝自言自語了一番，隨后道：“你做得不錯。”
閻崇信大喜：“這是臣應該做的。”
“商稅之重，國朝仰之，豈可輕動？”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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