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8日，政治協商會議在京城召開。民國的制度落實度之差，早就被無數事實證實。新政府以武力統一，提出的制度建議都得到了通過。
重要的實際內容通過之后，一部分更注重形式的內容就被提了出來。看到關于京城該設在哪里的提案，湖南政協代表當即起身，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道：“明清定都燕京，皆是因為距起家之地近，以方便退路。此時鐵路輪船已經打破了地理限制，京城太過于偏北。從云南到京城，幾乎跨越了整個國土。京城當設于天下之中。在下以為，開封與南京皆是上選。”
南方政協代表們皆是贊同，紛紛發言表示支持。北方代表之中，除了京城出身的還想繼續定都京城，連天津都不支持京城繼續連任。
此次政協會議上，支持意見與反對意見都會在大黑板上清楚列出。很快，遷都就變成了一種共識。討論直接轉向了‘遷都到哪里’。
何銳此時正在與蘇聯特使越飛會面。越飛先對新政府完成中國統一表達了祝賀，隨即送上了列寧同志的親筆信，“何主席，列寧同志托我帶給您他的感謝。您送來的藥物的確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列寧同志的病痛。”
何銳笑道：“請代我向列寧同志轉達我的謝意，感謝他使用了我們提供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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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兩人交談的時候很輕松，其實這個話題非常嚴肅。由于中國化工技術不足，現階段正雇傭了不少德國化學專家加入青霉素提煉項目，還沒能進入工業化生產。實驗室生產出來的青霉素是棕黃色，并非高純度的純白粉末。
之前東北政府與蘇俄政府在磺胺方面的合作非常成功，蘇聯成立后，詢問可否有其他藥物的時候，東北政府就提供了青霉素。
蘇聯政府當然不會拿到藥就給列寧同志扎上，定然是進行了大量實驗性治療，確定藥效以及安全性之后才會這么做。便是如此，冒著一定風險也要接受治療，也能從側面證明，列寧同志擔心自己死后蘇共內部的問題。
不過現階段的結果自然是皆大歡喜。青霉素有效的殺滅了各種病菌，列寧同志退了燒。經過蘇聯此時最高水平的護理與調養，又恢復了工作。
有了這樣的案例，前一段蘇聯采購團下了大量藥物以及疫苗的訂單。連新推出的藥物青蒿素，蘇聯采購團聽聞是治療瘧疾的，也是先買了再說。
中蘇雙方并非是單方面的出超，蘇聯也加大了礦石、木材等原材料出口。雙方都對貿易總量快速提升的局面下，依舊能保持貿易平衡的現狀表達了滿意。
當然，越飛同志來這里的目的絕不是討論貿易問題，“何主席，蘇共中央已經同意了中方對確定邊界的要求，具體勘界工作已經可以展開。列寧同志康復之后，回想起之前何主席提出過的中蘇戰略互信提議，很想就這個問題進行雙邊討論。對于已經在邊境執行的互不駐軍約定，我國想知道，可否用條約方式固定下來。”
何銳知道，在這件事上，蘇聯的確做出了讓步。中國有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蘇聯有蘇聯的民族主義情緒。蘇共同意在1870年后，邊境劃界中多占的數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要吐出來，實施邊境航道入海共管，這已經是蘇共能夠做到的極限。
當下的局面，戰略互信是第一要務。何銳就不提這些問題，直接告訴越飛，“我認為中蘇友好條約內容不需要復雜。兩條就足夠了。第一條，中蘇互相不使用武力，用談判方式解決兩國的矛盾沖突。第二條，中蘇都不允許任何第三國通過本國領土對另一方發動軍事進攻或者威脅。對于中蘇兩個有著漫長邊界線的國家來說，出現矛盾與分歧是必然的。越飛同志，您有孩子么？”
越飛一愣，不知道何銳怎么突然提起了孩子，不過這也不是什么值得隱藏的問題，蘇聯也在通過各種途徑收集中國領導人的基本資料，何銳現階段沒結婚沒孩子的基本資料對蘇共也不是什么秘密。越飛便笑著道：“我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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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越飛同志定然知道小孩子經常會因為一些問題吵鬧爭執，最后發下老死不相往來的誓言。作為家長，聽聽就算了。其實國家也一樣，分歧、爭執都是常態。我們為什么對小孩子的矛盾沖突并不以為意，因為我們都不會認為因為這樣的爭執，小孩子就跑回家拿起槍到對方家里大開殺戒吧。小孩子們互相慪氣一段時間，又會高高興興在一起玩耍了。”
越飛覺得這比喻有些怪異，尤其是弱化了矛盾分歧的尖銳性與重要性，但里面的含義倒是很容易搞明白。這兩條內容一旦真正被落實，就意味著雙方的矛盾并沒有上升到敵意。反過來說，一旦雙方的敵意上升到一定階段，這兩條條約內容就一定會被破壞。
這兩條內容不牽扯第三方，并不以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也因為如此，中蘇在其他方面也都有著自己的行動自由。
此行之前，蘇聯外交委員會提出的一系列看法遞交到了蘇共中央，蘇共中央委員們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反對意見。唯獨對這兩條內容根本無人觸及，既沒有人表示反對，也沒有人表達支持。可以認為這是底線。
越飛又問道：“何主席認為邊境現行的模式可否用條約方式予以確定？”
“邊境執行的模式，是一個執行層面的問題。最好能用一種安全機制而不是條約方式進行確定。世界不斷變化，現在中蘇邊境上的民間貿易量并不大，以后可就未必。未來幾十年中，或許會出現走私，甚至是武裝走私。條約沒辦法對這種事情進行預判。在某一個時間段內，會根據當時情況進行武裝力量的布置。那時候需要的是雙方的有效合作。而不是死板的條約。”
越飛微微點頭，卻覺得這話沒有提及要點。
何銳則繼續說道：“軍事裝備同樣日新月異，隨著軍事裝備的發展，中國的軍隊布置會向后移動。但是蘇聯方面的軍隊只能布置在西伯利亞大鐵路沿線。譬如，我們的部隊距離邊境500公里都不是大問題，蘇聯紅軍有可能對等后撤500公里，住到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里面么？”
聽了何銳的描述，越飛的心情完全放松下來。因為在劃界中讓出了包括巴爾喀什湖以南的大片土地，蘇共委員中不少人很是不滿，在邊界不駐軍的事情上表態頗為強硬。
其中就有人提出，中國軍隊距離邊境的距離必須比蘇聯紅軍要遠很多，絕不接受對等距離。這讓越飛感覺談判會在這方面遇到問題。然而何銳的表態已經充分體現出了誠意，如果之后的討論也能如此順利，此次會面將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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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越飛期待的最好結果，何銳對于中蘇的戰略互信十分務實。核心就是他提出的‘中蘇友好兩條內容’，互不限制，互補開戰，和平解決矛盾分歧。
越飛此行前與列寧與斯大林、托洛茨基交流過，列寧同志的臉色雖然因為剛恢復健康而顯得蒼白，但是他的聲音依舊有力，“中國的戰略主方向在南部，我們的戰略主方向在西部。何銳是一個非常懂得戰略機遇期的領導者，如果在此階段試圖通過討價還價獲取優勢，只會讓我們浪費掉這個戰略機遇期。此時以適當的善意徹底解決邊境問題，就可以讓我國節省出大量的戰略資源。”
斯大林委員覺得讓出去的太多，但是在原則上并不反對列寧同志的看法。托洛茨基同志關注的并非領土變更，他希望越飛能夠在會面中更多了解中國當下的經濟政策。
這個有著一頭獅子鬃毛般長發的紅軍締造者嚴肅的提出了他的看法，“中國通過贖買完成土地國有化，卻將土地分配，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農國家。這很難用馬克思主義進行解釋，我對此非常有興趣。”
談完了對邊境問題的看法，越飛率直的轉達了托洛茨基的問題。何銳本就對托洛茨基沒多大興趣，更沒有認真了解過這人的事跡與思想。但這個問題還是要回答的，“我們中國面對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問題，就是失業者太多，經濟基礎被徹底破壞了。分土地的確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農國，小農經濟無疑是落后的。中國政府選擇這個政策的原因在于，對中國現狀進行分析與衡量后，以社會穩定為最優先考慮。”
托洛茨基并非是用一種看東方風景的態度考慮中國新政府的經濟政策，越飛繼續問道：“托洛茨基同志對于這個政策當后續發展非常有興趣，他想請教何主席在后續發展的設計與看法。”
何銳并沒有絲毫隱瞞，將大概的發展思路講給越飛。蘇聯方面的兩位記錄員的筆刷刷點點的寫著，努力在會談結束后，將最完整最準確的記錄內容遞交給蘇共中央。
中方這邊的同志心中有些惴惴。把國家發展方向如此坦率的講給外國，總感覺有些不對勁。而且即便是何銳在文明黨中有著極高的威信與領導力，也不是所有同志都完全認同何銳提出的發展方向。
何銳自己并不在意向蘇聯傳播政策與理念。身為穿越者，若是連這樣的自信與眼光都沒有，未免有些失敗。
會談進行了好久，結束的時候天都晚了。招待越飛的工作自有外交部人員負責，何銳繼續自己的工作，瀏覽著政協會議的當日議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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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關于遷都事宜，何銳不禁微笑。看得出，南方政協代表對于當下的京城頗有怨念，而且遷都的理由十分充分。地理上，當下京城太偏北，不利于各地前來京城的交通。國家安全上，當下京城距離蘇聯與日本太近。雖然現在的中國不用害怕外國入侵，但是每一次外國從海上進攻中國的記憶十分深刻。
作為新首都的城市有三個，南京、開封、洛陽。這三座城市都是古都，地理位置又位于各種意義上的‘天下之中’。
何銳正在看，秘書就端了一份套餐進來。青椒炒肉，米飯，紫菜蛋花湯。何銳在吃飯前拿起筆在報告上寫道：洛陽地理狹窄，缺乏城市展開空間。南京存在同樣問題，還多了水患。開封位于黃河懸河地段，安全問題明顯。請求政協對以下建議進行討論，遷都鄭州，直隸河南。
放下筆，何銳拿起筷子吃起來。必須得說，類似于21世紀蓋澆飯的晚餐讓何銳有種很懷舊的安心感。
10天后，蘇共中央召開了一次會議。由越飛同志介紹此次中國之行，蘇共委員們對此并不是特別重視。過去幾年中，從蘇俄到蘇聯，中蘇關系一直很穩定。不少蘇共委員都不覺得與中國的關系會出什么大亂子。
在越飛出發前，不少委員提出的質疑，很大程度上是將蘇共當下最重要的矛盾，蘇聯要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方向與經濟路線上的矛盾帶到了蘇中關系的討論之中。
最初的時候，越飛的報告讓不少委員覺得很無趣。事情如此發展是正常的，不這么發展才是不正常的。
等越飛介紹完這些，有些中央委員們就想著趕緊散會，回去做自己的工作。當然，也有管鐵路工作的委員倒是想多賴一會兒時間，管理鐵路運輸工作只會讓一個名聲卓著備受好評的同志成為千夫所指萬眾唾罵的無能惡棍。倒不是這位同志本身有什么變化，只要做了這份工作就注定是這樣的下場。
此時，托洛茨基委員敲了敲桌子，其他委員們立刻集中了注意力。在蘇共領導人中，托洛茨基有著很大影響力，雖然這些年中他的地位已經相對下降，但蘇共委員們還不至于小看托洛茨基。
“同志們，我委托越飛同志向何銳主席提出了一些問題。何銳主席也給與了很有趣的回答。這部分的內容已經準備好了，文件現在就發給大家，由我來講述這部分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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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說完，秘書就給每一名蘇共委員分發了印刷好的訪談對話。托洛茨基親自講述起來。
何銳認為中國快速恢復社會穩定后，就將生產力向工業領域引導。關乎國家安全以及產業總體方向的建設，以及相關的交通、運輸等基礎建設由國家財政承擔。在城市等基礎建設方面，通過持續的長期建設，拉動民間資產投入。
聽到這里，不少蘇共委員已經有些被震動到了。列寧同志的新經濟政策已經是蘇共內部爭論的焦點，但不采取這樣的政策，又該采取什么樣的經濟政策，委員們有自己的看法，卻沒辦法提出完整的建設理論思路。
何銳的政策就明顯不同，頗有整體的設想。
很快，更大沖擊來了。就中國會不會因為市場經濟而導致激烈矛盾的問題，何銳給出了他的看法。
‘未來社會公平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勞動者們只能靠勞動獲得報酬，而掌握了資本與生產資料的階層可以獲得疊加收益。這就是效率與公平之不可得典型表現……’
托洛茨基此時講述的口干舌燥，端起一杯水喝了起來。蘇共委員們趁此時間快速瀏覽，但是相當一部分委員覺得自己看了，居然沒能看懂。這令他們感到了訝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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