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天麟這等能完全理解何銳想法的知識分子在與會者之中是少數，因為很清楚自己一路過來的經歷，趙天麟對于改變知識分子已經沒太大期待。不是因為知識分子的智力有問題，而是雙方的知識結構之間差距太大。
所以，趙天麟頗有興趣的看著陳獨秀向何銳提出問題。如果陳獨秀這樣的知識分子能夠理解何銳的回答，就意味著舊知識分子們在擺脫'孔家店'影響的同時，也能進入新時代。
陳獨秀并不知道主管科教文衛的部長趙天麟在想什么，何銳的回答讓陳獨秀覺得有些莫名熟悉，如果不是因為何銳的功業過強，陳獨秀甚至覺得何銳的回答頗有滿清權貴的味道。
與滿清權貴不同的是，何銳是一個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們的圈里人。陳獨秀思索片刻，爽快的問道：“何先生，政府認為中國能夠迅速從小農時代進入到社會化大生產時代？"
“我們來拆分一下這個問題。“何銳從來不會回避正經的學術問題，面對陳獨秀的問題，何銳坦率的答道：“中國已經搞了兩千年的小農經濟，自然能實現小農經濟。現在要確定的是，中國有沒有能力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實現社會化大生產的前提是中國社會是否有需要。在我們文明黨的判斷中，中國人民需要更好的物質生活，這是源自生物本能。中國有這方面的內在需求。至于中國能否工業化，能否實現社會化大生產。以中國這樣的文明國家，由于文明程度非常高，人民掌握更先進生產方式的速度非常快。有內生需求，有學習能力，還是很強的學習能力，我們文明黨得到的結論是，中國能夠完成社會化大生產。"
陳獨秀自視甚高，聽何銳回答的坦率，當即追問道：“何先生，具體怎么做？”
如何讓中國實現工業化并非陳獨秀一個人關心，中國的知識分子們不管是尊儒的或者是反儒的，都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陳獨秀問完，人群中發出了一陣嘆息和挪動椅子的動靜，隨即就安靜下來。
沒等何銳發言，李大釗問了一個問題，“何先生，在下本以為你方才對砸爛孔家店的提出不同看法，是為了正本清源。此時在下有個感覺，莫非何先生宣揚唯物主義，又用'浩然正氣'做例子，竟然是認為根本不用討論尊儒或者反儒么？"
趙天麟聽到這話，不禁微微點頭，李大釗的看法才是真正明白人的看法。趙天麟當年選擇成為何銳的同志，這些年最大的收獲就在于，堅定不移的建設工業化中國是唯一的綱領。打敗日本與東北政府說了什么沒關系，唯一有關的是做了什么。
宣傳本身則是工業化中國政策中的一部分工作。只要不是宣傳，說什么都沒意義。
很明顯，李大釗已經觸及到了這個層面。文明黨對于儒家沒什么看法，非有什么不得不說，便只是一句，‘誰阻擋中國工業化建設，誰就完蛋'。更冷酷的描述就是三個字，‘不討論'！
何銳很欣賞李大釗的敏銳，不過此時已經沒必要回答，便說道：“守常先生說的沒錯。”
接著何銳繼續回答陳獨秀的問題，"如何工業化，政府現在的政策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國家投資，用于交通、教育、國防，以及滿足這部分建設需求的工業，讓中國這個高度文明國家的人民優勢發揮出來，讓人民掌握更高的生產力水平。第二部分，則是通過引導小農經濟進入小商品經濟，讓人民生產出來的產品能夠更快的銷售出去。促使中國人民使用更先進的生產力來獲得利益。如果人民只是在家種地，那就是小農經濟。如果人民開始在家搞起了磨坊、物流運輸、商業，這就開始進入小商品經濟階段。如果農民離開了家，進入城市工作，中國的社會化大生產能力就開始隨著人力物力的流入而快速發展。最終，當所有人的生產都是為了交易，并且把通過交易獲得的收入再次交易，購入所需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生產就社會化了。"
在陳獨秀看來，何銳與滿清權貴們干的是相同的事情，他們都提出了自己的理念。
不過何銳的理念明顯比滿清權貴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如果是滿清權貴，來來回回就那么一個核心內容，‘守住大清江山，保住祖宗基業'。何銳的理念與何銳本人無關，何銳的理念只有一個，如何建設一個工業化的中國，如何建立一個社會化大生產的中國雖然何銳之前所作所為已經證明何銳一直在這么做，不過真的與何銳親自交談后，陳獨秀確定何銳以及文明黨的政策理念始終如一。并沒有因為奪取了整個中國的政權而出現了任何變化。
所以陳獨秀追問道：“何先生，你認為這需要多少時間？”
“我們都不是什么算命先生，鐵口直斷。對于未來，我們有明確的方向，明確的目的。所以我建議諸位有空不妨讀一讀政府工作報告。現在政府正在推行五年計劃，五年計劃中的每一年，也會提出年度計劃，每年年末會有工作總結。每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也都會有總結報告，并且公布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內容。”
聽到這些，知識分子們終于對五年計劃有了真正的興趣。何銳看時間差不多了，就準備告辭。今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就是聽工業部匯報'自行車生產計劃'。這個計劃很重要，如果工業部那邊真能完全理解，以后中國大型企業的模式就可以確定。
請過來主持此次會議的黃炎培，黃炎培卻問道：“何先生，遷都對于學界影響不小。在下想再與何先生對此事商議一下。"
“找趙部長商議就好，最近的事情比較忙。"何銳答道。
黃炎培也知道何銳的確很忙。之前東北政府對日本開戰，震動全國。雖然民間情緒高漲，都表達了對東北政府的支持。但是大家私下的時候都憂心忡忡，認為日本贏面很大。
此次中國與英國開戰，民間情緒倒是沒有那么激烈。但是在黃炎培看來，民心已經沒有東北政府對日本作戰時候那么寬容。那時候東北政府只要不敗，人民就覺得完全能接受。而此次對英國作戰，民間可不考慮英國是世界第一強國，所以中國勝算并不大。
不，正因為英國是世界第一強國，所以這次一定要打贏不可！
黃炎培對新政府評價很高，想到這場戰爭，就覺得新政府面對這場戰爭定然殫精竭智。所以見到何銳在此次會面中完全不提及戰爭，好像根本沒有這場戰爭一樣。心中也不由得佩服何銳的氣度。
就在黃炎培準備宣布何銳將先離席之時，有位老先生站起身。在一眾人中，這位老先生是唯一留辮子的，他用相當流利的法語說道：“何先生，我有一個問題，不知你為何要制定辮子稅與裹腳稅。這么做是否心胸太不寬闊？”
何銳知道此人，乃是民國奇才辜鴻銘。辜鴻銘是南洋人，出生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州。父親是正宗的中國人，然而母親卻是一名西方人。如此教育環境以及父母的熏陶下，他很早的就學會了多門語言，包括英語、中文、馬來語和葡萄牙語。
他的天賦也得到了當時他父親老板的賞識，并且從小就開始教他讀西方古典名著莎士比亞、培根等人寫的書。
之后在他少年時期，由老板舉薦送去德國學習，并回到英國被愛丁堡大學錄取，在此學習文學，后又赴德國學習哲學和文學，總計拿到了13個博士學位，熟練掌握九種語言，很早就開始翻譯論語中庸和大學。
在此期間，他不停地在外文報刊發表文章，宣傳中國國學并嘲諷西方的文化。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獲得如此多的博士學位，并且有氣魄在西方的報紙中為中國文學占據一席之地。
辜鴻銘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了信心，正是因為他，西方人才對中國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可以說他就是當時中國文化的傳播大使。但是對那些封建糟柏比如婦女纏小腳的陋習，他卻尤為喜歡，甚至為此專門取了一個小腳中國姑娘為妻。
聽辜鴻銘用法語提問，何銳也用法語答道：“辜先生，既然你已經注意到了辮子稅與裹腳稅，就應該知道這兩個稅是有日落條款的。從1924年開始，到1944年結束。這兩個稅就會被廢除。而且現階段，這兩個稅其實也沒真的收上來什么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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