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二五零噴著一股黑煙，停靠在銀行門口。
李衛東從摩托車上下來，匆匆的走向了銀行的營業大廳。
門口坐著的看門看了一眼李衛東，開口問道：“小伙子，又來問匯率了？”
“對，來看看日元今天的匯率，大爺，我車沒鎖，幫我看著點。”李衛東說著，塞給看門大爺一根香煙，然后一溜煙的走了進去。
這段時間以來，李衛東隔三差五的就來打聽日元的匯率，都成了銀行的熟客，不僅僅是看門大爺，就是銀行里的營業員，也認識李衛東了。
不一會兒，李衛東從里面走了出來，臉上一副笑盈盈的樣子。
大爺已經點燃了那根香煙，看到李衛東笑呵呵的走出來，立刻問道：“日元又漲了么？”
“是啊，又漲了，現在100日元，能換一塊六毛錢了。”李衛東笑著說道。
“一塊六？前兩天不是能換一塊五的么？這才幾天啊，100日元就能多換一錢了！”大爺話音頓了頓，接著問道：“小伙子，你三天兩頭的朝銀行里跑，問日元的價格，你到底有多少日元啊？”
“不多，也就是2500日元。”李衛東笑著答道。
“一塊六乘以二十五，五六三十，二六一十二，加起來是十五，十五再加二十五，那是四十塊錢啊！”大爺脫口而出。
李衛東微微一愣，沒想到這大爺竟然有如此厲害的算數能力，不愧是銀行的看門人。
八五年九月份，《廣場協議》正是簽署，接下來的三個月里，日元瘋狂升值20%。
李衛東三天兩頭朝銀行里跑，也是為了查看日元的匯率。
銀行所公布的匯率是官方匯率，所以李衛東那2500萬日元，能兌換40萬人民幣的外匯券。
而在黑市上直接兌換人民幣的話，這個數字要乘以三，2500萬日元能兌換120萬人民幣。
一切正如李衛東所預期的那樣，手握日元什么都不做，三個月狂賺20萬。
而接下來的三年里，日元還會瘋狂升值50%，如果李衛東還不找到合適項目的話，繼續持有日元也是一個不錯的打算。
……
幸福二五零刮過一陣黑旋風，帶著李衛東返回了貨運處。
剛進調度科的大門，羅兵就將一份文件塞給了李衛東。
“小李，這是地委剛下來的文件，認真學習一下，等到明年一月份，咱們公司也要實行了。”羅兵開口說道。
李衛東接過文件，掃了一眼內容，是有關國企改革的，有關國企改革的，主要是推行國企的三產逐漸走向社會化。
計劃經濟時代，無論是國企還是集體企業，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三產，而且規模越大的國企，三產的規模也就越大，三產的門類也就越齊全。
大型國企之所以能夠保障職工從出生到死亡，所依靠的正是國企的三產。
比如職工有洗澡的需求，那單位就建個洗澡堂；職工家里沒有人看孩子，那單位就建個幼兒園；本單位子弟需要上學，那單位就建個學校；職工需要看病，那單位就建個醫院；職工需要買東西，單位就建個供銷社；職工需要衣服，單位就建個服裝廠。
按照這種模式建設下去，那些超大型國企的所在的，就跟像是一座小城市，各行各業一應俱全。
像是青河運輸公司，司機只有五六百人，但是卻有數千名職工，便是因為三產的存在。三產的職工也是企業的正式職工，甚至占據了企業的大多數。
計劃經濟時代，物資比較緊缺，很多時候企業無法獲得相應的物資，就只能自己動手，成立三產來豐衣足食，保障企業的正常運營，這無可厚非。
而改革開放以后，很多物資都能夠在市場上買到，很多效率低下的三產，反倒是成了企業的累贅。
這些三產不賺錢不說，每個月還需要消耗很多錢，企業獲得的利潤，大部分都補貼三產了，使得企業沒有錢去改進技術、購買新設備，也就無法提高生產力，最終整個企業都會被拖垮。
現代企業最基本的特征是產權清晰、責任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國企三產的存在，顯然是與之背道而馳。
于是將國企的三產推向社會化，最終實現國企與三產的分離，成為了必須要做的事情。
國企三產存在了那么多年，想要一下子將國企和三產分開，顯然是不可能的。讓三產進行獨立經營，效益獨立核算，就成了國企三產改革的第一步。
1986年，國企的利改稅會進入到尾聲階段。利改稅之后，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通過稅法固定下來，國企逐漸擺脫了過多的行政干預，成為了自主生產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按照利改稅后的規定，國企需向國家上繳企業所得稅，中大型國企一律是交55%的企業所得稅，小型企業分根據應納稅所得額分為八個檔次，最高檔也是55%，最低一檔的稅率是10%。
在這一套體系下，國企與三產如果統一核算，那大家都要按照55%的檔次繳稅。
就好比運輸公司，貨運處一個月能賺二百萬，按照55%的檔次上繳所得稅是沒問題，交完稅依舊是豐衣足食。
可若是運輸公司的三產澡堂子也按照55%的檔次繳稅，那豈不是虧大了！
另外利改稅后，稅種也變得更加詳細，原來的工商稅被分成了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和鹽稅，分別適用于不同的行業。
比如那些直接搞生產的企業，繳納產品稅和增值稅是理所應當。
可作為這個企業三產的澡堂子，什么東西都不生產，如果是跟企業一起繳納產品稅和增值稅，四舍五入又虧了一個億。
在這種情況下，國企三產獨立經營、效益獨立核算、獨立進行納稅，就成了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
而三產獨立經營，也會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失去了靠山的庇護。
計劃經濟時代的國企是旱澇保收，這其中也包括三產。國企的三產職工吃的是同一鍋的大鍋飯，同樣是旱澇保收。
三產獨立經營，效益獨立核算，這大鍋飯就變成了小鍋飯，三產經濟效益好，那自然是工資多獎金高，經濟效益不好，也就只能餓肚子。
然而國企三產早已經習慣了大樹底下好乘涼，大多數的國企三產都無法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最終走向了倒閉的道路。
在國企下崗潮中，最先下崗的也都是三產職工，即便是電力、石化等壟斷企業，都無法避免其三產的職工下崗。
在李衛東的記憶當中，運輸公司眾多的三產當中，最終活下來的只有四家。分別是汽修廠、客車站的小賣部、運輸公司子弟學校、以及交通醫院。
學校和醫院，分別被教育部門和衛生部門所接收，變成了公立性質。汽修廠生意是越來越紅火。而客車站小賣部，靠著賣餅干火腿腸方便面，反倒是成了一塊風水寶地。
然而在李衛東的眼中，那些倒閉的三產卻有很多的潛力可以挖掘，他早已經看中了一個目標。。
“明年是八六年，企業承包政策就會明朗起來，到時候我可以承包三產了！”
想到這里，李衛東不由得開始竊喜，他終于等到了創業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