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大明在兩暹建立三司府縣衙門，登記人口造冊之時，那些躲進山林的地方土著才會歸附。”
朱高煦接著道：“此事宜早不宜遲，兩暹百廢待興，兩地的巡撫、布政使等行政高官的人選，六部九卿需在明日常朝前將推舉名單呈上來。”
“臣等遵旨。”
六部九卿齊聲領命道。
朱高煦隨后把目光轉向薛祿與陳懋，吩咐道：“明日常朝前，朕要見到大都督府推舉的兩暹都指揮使人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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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遵旨。”
薛、陳二人連忙躬身道。
朱高煦頓了頓，然后說道：“這第二件事，與天下各府縣城的建設有關。”
“朕記得，永樂八年南京城內外常住人口早已突破百萬，而據乾熙十五年戶部統計，南京城內外常住人口已高達一百五十萬有余。”
“三年前，京城內外常住人口已超過一百二十三萬，而人口過于密集引發的問題，卻是越發嚴重。”
朱高煦說到這里，選擇了停頓。
他要給群臣一個思考的時間。
朝堂上的眾臣聞言，皆下意識想到了大明如今的城市行政管理體系。
坊、廂是大明城市的基層行政管理組織，城內曰坊，城外曰廂，廂外曰鄉。
因此，坊、廂與鄉是平級的。
一個坊的常住人口，少的可能只有七八百人，多的不少于兩三千人，前者多是縣城內的坊，后者大都是府城內的坊。
京城內的一個坊的人口，往往起步就有兩三千人，高達上萬人的也不是沒有。
如南京城的一個坊、廂要管十余條甚至幾十條街巷。
坊、廂、鄉之下為里，一百一十戶為一里。
因此，府城、縣城內的坊會劃分為若干里。
如此，在地方上，形成省、府、縣、鄉、里的五級行政管理體系，而在各府縣城之中，則形成省、府、縣、坊、里的五級行政管理體系。
縣城、府城的內城之中，城建區劃分為若干個坊，城外則為廂。
若城內人口密度過高，會引發住房擁擠、交通堵塞、生態環境污染、居民生活質量下降、就業困難、治安惡化等問題。
南京城就是典型。
自從永樂年間大明遷都北京之后，南京城的發展步伐雖然慢了下來，但仍然依靠巨大且繁榮的工商業吸引著無數人前往。
而今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之中，就有不少人曾在南京城生活過，他們對“大城市病”是深有體會。
若非乾熙二年朱高煦推行新政，改革兵部，下設置警安署警安局負責原刑部、地方官府中有關追緝嫌犯、捕盜之事，在天下各省府縣衙門設置警安分局。
恐怕南京城的治安會成為大明王朝的一個笑話。
同樣，若不是在乾熙六年，朝廷頒布了道路交通律法，制定交通規則，在各省城人流密集的路口設置紅綠燈，只怕現在的南京城百姓還會為過馬路頭疼。
至于人口密度過低，則會產生土地粗放開發、城里缺乏人氣、居民生活不便、經濟運行質量效率低下、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后勁衰竭等負面效應。
比如偏遠地區的縣城就是這樣，甚至一個縣城內的常住人口，還不如南京城外一個鄉鎮的常住人口多。
“朕以為，人口密度必須要與一座城的生態承載力、經濟資源豐富程度和科技發展水平相適應。”
朱高煦朗聲道：“天下各府縣城建區的開發要因地制宜，不可生搬硬套其他府縣。尤其在工業、商業的發展與常住人口方面，必須加以限制。”
“密度”、“生態”、“經濟”、“科技”、“城建區”等詞語，早在金陵常科書院建院后逐漸流行于世。
如今活躍在朝堂上的絕大多數官員，對這些從永樂中后期流傳開的詞語自是非常熟悉。
他們當中的有些人，便是從金陵常科書院走出來的。
所以，聽了朱高煦這番話，朝堂上的一眾官員紛紛出言附和。
“大明的進步需要工業，需要商業，但離不開農業。過去歷朝皆重農抑商，朕不搞那一套，但不代表重商抑農。朕一直強調要農工商并重，無論大明的科技發展到何種地步，農業永遠是根基。”
朱高煦說到這里，看向站在下方的太子朱瞻域，問道：“太子可知為何？”
“回父皇，兒臣認為，若無農民生產糧食，那天下士人、工人、商人又吃什么？”
朱瞻域躬身答道。
“不錯，在確保農業不斷進步的同時，大明需要工、商業的繁榮，但大明絕不追求工業至上、商業至上那一套。”
朱高煦斬釘截鐵的說道：“這一點，朕希望爾等銘記于心，勿忘臺州方氏之鑒。”
他口中的“臺州方氏之鑒”，是指數年前發生在臺州府寧海縣的方氏紡織廠失火桉。
方氏紡織廠是成立于永樂開海時期的地方宗族式工廠，主要產品是絲綢、布匹等紡織品。
該廠的興盛與方孝孺關系很大，建廠早期全靠方孝孺族人的背景才得以在寧海縣紡織行業站住腳。
方孝孺嚴禁子孫經商，所以他的兩個兒子方中憲、方中愈并沒有直接參與該廠的經營，皆是以妻族名義參與。
后來，方孝孺致仕后，其長子方中憲在蘇州為知府，次子方中愈回鄉照顧方孝孺。
方孝孺去世后，方中愈在其妻族的影響下，違反其父生前“子孫不得經商”的規定，毅然投身紡織業。
由于其兄長方中憲是蘇州知府，所以方中愈很快就在其妻族的扶持下，成為了寧海縣方氏紡織廠的實際控制人。
方中愈嫡長子方文驊是典型的紈绔子弟，他在方中愈去世后，接管家族產業，視紡織廠的工人為奴為婢，為了追求商業利潤，對工人們極盡壓榨。
最嚴重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有工人過勞死。
因為大部分工人與該工廠簽訂的是終身制契約，所以承擔不起巨額違約金的工人們為了活命，決定鋌而走險。
他們聯合起來，趁著方文驊過四十大壽的時候，用一把大火將整個方氏紡織廠燒成了灰盡，就連方文驊及其母族一百三十七口也葬身火海，無一幸免。
由于是多人合伙作桉，所以桉件很快告破。
鑒于此，朱高煦頒布圣旨規定，凡是雇傭契約最長期限不得超過二十年，終身制契約屬于無效契約，且雇傭他人勞作，每日勞作時間不得超過六個時辰，連續勞作不可超過五日等等。
“從乾熙十八年起，往后十五年之內，凡省城坊廂常住人口不得超過一百五十萬，府城不得超過一百萬，縣城不得超過五十萬，廂外之鄉鎮的常住人口不算在此列。”
朱高煦道：“為了順應時事變化，對省府縣城坊廂人口總數的限制，每十五年調整一次。”
歷史上，明代的州制稍不同于前代，直統于布政司的直隸州為第二級行政區劃，地位相當于府而略低；隸屬于府的散州為第三級行政區劃，地位相當于縣而略高。
據相關統計，明朝巔峰時期有府級行政區一百七十多個，縣級行政區一千四百多個。
朱高煦在乾熙十年對大明的行政區劃制度進行了調整，將全國的二十多個直隸州升格為府，一百多個散州定格為縣。
如直統于淮西布政司的直隸州除州，被升格為除州府，下轄全椒縣、來安縣。
又如淮西廬州府下轄的散州六安州、無為州，被改為六安縣、無為縣。
朱高煦對省府縣城坊廂人口總數加以限制，是為了限制地方官員搞圈地運動，擴大城廂的規模。
畢竟地方官們為了追求政績，提高經濟和工商業的發展，往往會無所不用其極，逼迫與引誘百姓入城或到城廂的工廠做工。
長此以往下去，大量百姓轉為職業工人或商人，會有很多耕田荒廢。
而大明的土地政策又不禁止私人土地交易，一旦將來出現經濟危機，商業遭到打擊，大量工人下崗，必定會引發動亂。
更何況，為了應對十余年后的恒寒氣候，朱高煦必須確保大明的耕地數量逐年增加。
商人逐利，商業至上就是利益至上。
大明需要商業，但大明不能搞全面商業化，就像朱高煦不會搞全面工業化一樣。
全面商業化的結果是禮崩樂壞，人人逐利，笑貧不笑娼，更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
全面工業化的結果是“工業三廢”將會把整個天下搞得如同地獄。
說白了，朱高煦追求的是利用工業、商業發展大明，而不是讓大明被工業、商業支配與裹挾。
“朕御極已十七載，今朕年逾花甲，日漸衰老，常有力不從心之感，然國事不可荒廢。太子朱瞻域，聰穎英武，甚合朕心。”
朱高煦言至此處，語氣陡然一轉，變得嚴肅起來道：“列位臣工聽令，明日起，由太子監國，諸政事并啟太子處分，然后奏聞。”
此話一出，眾臣皆驚。
等于從明天開始，朱高煦把政務全部交給了太子朱瞻域處理，朝中大事皆由朱瞻域決斷，然后上報給他即可。
眾臣明白，朱高煦這是要學朱棣，打算提前把軍政大權平穩過渡給太子了。
注1：“工業三廢”是指工業生產所排放的“廢水、廢渣、廢氣”，這些廢物中含有多種有毒、有害物質，若不經妥善處理，如未達到規定的排放標準而排放到環境中，超過環境自凈能力的容許量，就對環境產生污染，破壞生態平衡和自然資源，影響工農業生產和人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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