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待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問題上，美國人現在的態度的確是比較積極的，他們甚至是在有意的推動這一情緒，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地國家爭取獨立。
當然，美國可不是反封建、反殖民的國際斗士，更不是活雷鋒，他們之所以積極推動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斗爭，是為了構建有利于他們自身的全新國際秩序。
作為后發的資本主義強國，當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取得一定地位的時候，當年那些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已經把這個世界瓜分完了，于是，在迫于無奈的情況下，美國人開始推行約翰·亞當斯的學說，宣布美利堅合眾國在道義上反對殖民主義，并信奉國與國之間，應該在建立平等伙伴關系和共同責任的基礎上，友好往來。
當然，美國人所謂的“道義”，其實就是推動一種全新的美式殖民主義政策，他們在中國問題上所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就是這種“道義”的最真實體現。
說一千道一萬，美國人的反殖民政策，歸根結底就是為了打破以英法為主的舊有國際秩序，構建一種由他們說了算的全新國際格局，在維克托前世的那個世界里，這一切都得到了證實。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的，在一定時期內，整個世界的秩序和格局，就是由當時的最強國家來制訂的，而制訂這個秩序和格局的最強國家，就是世界霸主。當新的霸主出現，并開始挑戰舊霸主地位的時候，其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在軍事上將對方徹底打垮，而是要將其構建的國際秩序和格局打碎，再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構建一個全新的秩序和格局。
美國人在中東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運動，其根本目的，也是為了沖垮英法在阿拉伯世界制訂的秩序和格局，然后再根據自己的利益需求，來構筑全新的秩序、規則，這是美國制訂中東政策根本出發點。而要做到這一點，美國人自然少不了來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
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人在戰后的中東，其實是在扮演一個類似于解放者的角色。
不過，“扮演”的總歸是假的，在骨子里，美國的政治家們，首先要考慮的，始終都是美國國內的民意，是美國公民手中的選票，是那些能夠決定他們政治前途的富豪們怎么想，因此，當猶太人聯合會通過游說機構，將猶太人建國理念推送到國會和白宮的時候，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又成了美國對外的一項基本立場。
在中東地區，阿拉伯世界與猶太人族群是難以相容的，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這件事，反對意愿最強烈的不是英國，而是整個阿拉伯世界，而對于巴勒斯坦來說，那些遍布在他們領土上的猶太人定居點，就是阻撓巴勒斯坦民族獨立的最大障礙。美國人一邊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運動，一邊卻又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正如維克托所說的，美國人在政策上走出了一條自相矛盾的路。
當然，如今這種矛盾還沒有凸顯出來，主要是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情緒，雖然已經出現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其影響力還不夠大，由哈桑·班納所創建的穆斯林兄弟會，也才活動了十幾年時間，其活動范圍僅限于埃及境內，且其主張和行事風格，也還不像后世那般的激進，至于那種更加極端的組織，還沒有在阿拉伯世界中出現呢。
最重要的是，雖然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這件事，目前已經鬧的沸沸揚揚，但事情總歸還沒有辦成，阿拉伯世界中雖然反對的聲浪不小，可也沒有發展到互不相容的程度，所以，華盛頓可能還沒有感覺到其中東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只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順利建國，這種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矛盾，將立刻爆發出來，從而對美國的中東政策，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維克托前世的時候，中東格局的真正轉變，應該是發生在第二次中東戰爭時期，也就是所謂“蘇伊士運河危機”事件之后，當時的英法聯合以色列大規模入侵埃及，在整個中東地區引發了強烈的震動。
隨后，赫魯曉夫執政的蘇聯政府，先給以色列發去了照會，威脅本·古里安，宣稱如果以色列不結束戰爭，其是否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而繼續存在，將成為一個不確定的問題，這導致以色列迅速接受了聯合國有關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停火協議。
之后，莫斯科又向英法兩國發出照會，直接威脅將對英國和法國實施核打擊，迫使時任的英國首相艾登與法國總理摩勒，緊急向華盛頓求援，希望能夠得到來自美國的核庇護。
但在此次事件中，美國人對英法的行為也存有不滿，華盛頓雖然口頭上對英國做出了承諾，但卻大肆拋售英鎊，導致英鎊匯率動蕩，大幅貶值，在英國人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的時候，又否決了其所提出的援助請求。最終，迫使英法兩國退出了埃及，結束了戰爭。
這一事件，徹底終結了戰后英法兩國艱難維系著的中東格局，雖然美國人鞏固了其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國的影響力，但卻也在阿拉伯世界的年青一代中，招致了大范圍的敵視情緒，此后若干年，中東各國相繼爆發革命亦或是政變，利比亞、伊拉克、伊朗等等，一系列連鎖反應，造成了中東普遍性的反美傾向，而蘇聯則趁此之際大舉介入中東事務，心滿意足在這片充滿“黑金”的土地上，踩上了一只腳。
其實，站在維克托這個重生者的角度上看，對他重生前的那個時代來說，二戰結束后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一切，的確都對未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就拿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來說，其對中東格局的影響，幾乎橫跨了半個多世紀，直到維克托重生前的那段歲月里，巴勒斯坦地區的硝煙都一直在蒸騰；還有英法兩國，正因為第二次中東戰爭中，其遭受了來自蘇聯赤裸裸的核威脅，卻又得不到來自美國的堅定庇護，所以，兩國才奮起研發自己的核武器，尤其是法國，其一直主導的歐洲自決、自主倡議，其實也是從這個時期烙印進骨子里的；最后就是中東地區的混亂以及阿拉伯世界對美國的普遍仇恨，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醞釀的。
將自己對美國中東政策的看法簡單講述了一遍，維克托說道：“我的看法是，阿拉伯地區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運動，從短期來看，或許的確會得到美國人的迎合，因為這符合美國人的利益考量。但從長遠來看，美國人需要建立起來的，是他們在中東地區的霸權，考慮到華盛頓與猶太人聯合會以及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密切聯系，阿拉伯地區的民族主義，終將觸動美國人在中東的利益。”
“所以，”語氣頓了頓，維克托最后總結道，“美國人支持的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是可以受到他們控制的那種民族解放運動，但阿拉伯人的訴求卻是真正的民族獨立與民族自決，其雙方的利益存在著根本的對立關系，他們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真正走到一起的。”
“我贊同維克托·維克托羅維奇同志的看法，”此前一直保持著沉默的葛羅米柯同志，在這個時候開口說道，“美國人在其制訂的中東政策上，確實出現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基點，我相信，基于猶太人在美國國內所占據的政治地位，包括杜魯門在內，任何一任美國總統，都不能忽視與猶太人之間的關系。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這件事，必然會觸及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神經，僅從這一點上說，華盛頓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系，就不可能毫無隔閡。”
語氣加重，葛羅米柯同志最后說道：“這是我們可以加以利用的地方。”
斯大林同志認可的點了點頭。
“我的意見是，為了進一步催化美國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矛盾，我們的對外情報機構，應該加強在阿拉伯國家中的意識形態輸出，”維克托接過話題，繼續說道，“我們希望看到的局面，是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運動，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結合起來，我們不僅應該支持阿拉伯人的反帝、反殖民斗爭，還應該支持他們的反封建、反剝削斗爭。只要我們能夠將工作做到位，那么美國人對阿拉伯世界民族主義的看法，將會進一步發生變化，從而，也會在更大程度上，引發其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矛盾。”
“再有，”維克托想了想，又補充道，“我們應該從整個地中海的角度來考慮，或許，可以推動成立一個地中海國家聯盟，從而將歐洲與北非聯系起來，考慮到我們在歐洲所占據的有利地位，這個聯盟的成立，應該可以為我們在中東、北非地區施加影響力，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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