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聯盟”這個概念，可不是由維克托自己設想并組構出來的，在他所生活的前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個概念就被提出來了，當時，還專門搞了一個《巴塞羅那宣言》出來。但可惜的是，這個聯盟的組建又拖了十年時間，直到二零零八年，才最終由二十七個歐盟成員國和十六個地中海南岸國家，一同組建了這么一個聯盟。
實際上，按照維克托的了解，這個聯盟可以分為南北兩部分，北邊那一部分，基本上都是歐盟成員國，而南邊的那一部分，則基本都是阿盟成員國，這些國家組成的聯盟，等于是將地中海變成了他們內海，按道理來講，其影響力應該是非常大的。但在現實中，這個聯盟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畢竟其成員的背景太過復雜，很多問題都談不到一塊去。
不過，在如今這個年代里，倘若以“實現地中海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發揮地區一體化優勢”為口號，倡議組建以地中海為核心的區域性聯盟，相信對地中海沿岸的很多國家來說，還是頗有一些吸引力的。
最關鍵的是，在如今的國際社會上，地區性的國家聯盟并不多見，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歐洲國家以及北非地區，都對自身的國家安全存在疑慮，地區性的抱團取暖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強國家的地緣安全感，同時，也對經濟發展存在有效的促進作用。
而對于聯盟來說，隨著戰爭的結束，歐洲，尤其是中歐、東歐，甚至是南歐，都有一系列國家與莫斯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在這種情況下，推動地中海聯盟組織的建立，可以幫助聯盟以這些歐洲國家為跳板，進而在整個地中海地區擴張影響力，因此，實事求是的說，維克托所提出的這個主張，還是很有見地和遠見的。
至于維克托所提出的第一條建議，同樣也具備很高的可行性。他的這項建議，說到底，就是希望通過對外情報局的工作，在阿拉伯國家的獨立斗爭中，扶植立場傾向聯盟的代理人，同時，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輸出到這些國家中去，至少是做出這樣一種姿態。
考慮到美國國內如今強烈的反共產主義情緒，一旦阿拉伯世界的獨立斗爭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任何形勢的掛鉤，想必華盛頓都會立刻警惕起來，他們將會做出反應，必然與其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毫無二致，而在這種情況下，其與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者們，也必然會產生隔閡，甚至是矛盾。
實事求是的講，在如今這個年月里，任何一個國家的反殖民獨立斗爭，基本上都與左派力量的發展有關，這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脆弱性、妥協性有關，也與封建力量的反動有關，各個國家的情況基本都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世界范圍內的工業革命，帶來了產業工人群體的壯大，因此，左派力量的發展自然也就更加的強勁。
另外，蘇聯對世界左翼運動的發展也是有很大促進作用的，在二戰爆發之前，是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刺激了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蓬勃發展，而在二戰結束之后，蘇聯的強大，又給世界左派力量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動力。
這些因素混雜在一起，導致了當今世界，再次進入了左派力量的勃發期，在阿拉伯世界中醞釀的民族主義情緒，很難不與這一趨勢產生聯系。
因此，聯盟只需要在阿拉伯世界的反殖民斗爭中稍稍添上一把火，就會將其獨立運動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車上關聯，從而導致阿拉伯世界與美國人的那種表面默契四分五裂。
維克托所提出的兩個建議，尤其是有關組建地中海聯盟的提議，獲得了斯大林同志的贊同，包括諾維科夫與葛羅米柯兩位同志在內，都認為組建地中海聯盟的倡議，對于聯盟迅速在地中海地區擴張影響力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因此，絕對值得大力推動。
如今的維克托是斯大林同志在中央書記處的助手和秘書，他可以在有關外交的問題上提出建議，但不一定要親自去推動和執行，除此之外，這種具體而細化的工作，也不是由中央國際部來負責的，真正負責推動和執行這類工作的，是外交人民委員會，也就是需要葛羅米柯和李維諾夫他們去施行。
隨后，李維諾夫同志又向斯大林同志匯報了華盛頓在中國問題上的一些立場，在遠東地區，近一段時間內，中國問題是一個比日本問題更加重要的事項，畢竟中國不管從人口還是從整體實力而言，都要遠遠超過日本，因此，蘇美之間在中國問題的角力，也是非常積極的。
在此之前，主要是在聯盟屬于自己的核武器還沒有成功試爆之前，莫斯科在中國問題上是比較保守的，積極促成中國國共雙方的談判，被認為是符合聯盟利益的。但是現在，莫斯科的立場發生了變化，促成國共和談，劃江而治，已經不是莫斯科的基本選項，聯盟需要在東亞，甚至是東南亞地區，進一步拓展影響力，所以，推動中國建立一個立場傾向莫斯科的統一政權，是最符合聯盟利益的。
在這個問題上，維克托沒有過多的參與，不是因為他對中國的情況缺乏了解，而是在中國的問題上，莫斯科早就有了一套系統完善的政策，不需要他再提出什么建議了。
大約十幾分鐘后，李維諾夫與葛羅米柯兩位同志才完成了他們的匯報工作，斯大林同志并沒有直接安排他們離開，而是邀請他們共同聽取了維克托所做的匯報，也就是有關日本問題的一系列情報總結。
就像之前所說的，目前聯盟在遠東的問題上只有兩種選擇，進一步，就是控制北海道，為太平洋艦隊的藍水化創造條件，而退一步，就是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從而將來自太平洋方向的威脅，拒止在鄂霍茨克海外圍。這是聯盟在遠東地區至為關鍵的安全考量，美國人必須滿足其中之一，否則的話，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就沒什么好談的。
目前，有關美國以及聯合國方面的基本事務，恰好就是由李維諾夫和葛羅米柯兩位同志來負責的，聯盟的這一態度，也可以通過他們傳達給華盛頓。
自從戰爭結束之后，盡管聯盟與英美之間的同盟關系已然在事實上告一段落，三方之間的競爭和對立開始占據上風，但就表面而言，合作與協商還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彼此真正撕破臉的惡性事件，還從未出現過。
換句話說，華盛頓或許已經有了要與蘇聯展開爭霸的打算，但從戰略上講，全面圍堵聯盟的政策，應該還沒有最終制定出來，其在遠東也好，中東也罷，對聯盟的逼迫，只是一種壓縮聯盟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戰術，還沒有上升到既定國策的高度上，所以，如果聯盟在對日、對朝的問題上表現出堅決的態度，美國人應該是會做出一定讓步的。
維克托非常清楚，這種蘇美之間都而不破的局面，已經維系不了多久了，一旦美國人在國內達成共識，徹底摒棄掉舊有的孤立主義思維，將建立全球霸權作為其基本國策，那么其對聯盟的全面打壓便會立刻到來，到了那個時候，類似遠東這樣的問題，就根本沒得談了。
從斯大林同志的辦公室里出來，已經到了中午時分，維克托與諾維科夫、葛羅米柯兩位同志一同下樓，就在他準備先將兩人送走的時候，便看到手里拿著一份文件的索菲亞，正在一樓樓梯口下方等著他。
先將諾維科夫兩人送出辦公樓，維克托才對索菲亞問道：“怎么啦？”
“十分鐘前，對外情報局那邊送過來的加急文件，”索菲亞將手中的文件遞過來，說道，“同樣的文件，已經抄送給了外交人民委員會、中央國際部。”
維克托皺了皺眉頭，伸手將文件接了過來。
文件屬于絕密等級，因此是套在一個黑色封套內的，外面打著專屬于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封簽，此時封簽保存完好，表明此前沒有被人拆開過。
維克托沒有直接將封簽撕掉，他朝索菲亞點點頭，當先朝自己的辦公室走去。
稍顯狹窄的辦公室內，維克托徑直走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后面，沒有入座，而是站在椅子前面，用裁紙刀將文件上的封簽割開，取出密封在文件袋內的絕密文件。
文件是一份演說稿，來自于對外情報局駐紐約情報站，而演說稿的主人，就是去年才卸任英國首相職務的溫斯頓·丘吉爾。
按照文件中的附件所描述的內容，一周前，丘吉爾接受了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邀請，前往美國進行國事訪問，而這片演說稿，是他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的威斯敏斯特學院所發表的一番演講，題為《和平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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