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朱高煦從右邊的袖袋里掏出了一道奏本，呈給了朱棣。
“爹，此乃孩兒召集戶部侍郎夏原吉、卓敬以及戶部各省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查閱永樂元年各省府縣常住人口數量、耕地畝數及賦稅收入之后，連夜制作的一份稅收與人口、耕地關系的統計圖表。”
六部主官是尚書和侍郎，其中正二品的尚書是六部的正職領導，而正三品的侍郎則是尚書的副手，分左侍郎和右侍郎，呈現一正兩副的配置。
六部的二級機構叫清吏司，但在清吏司的設置方面，各部略有不同。
吏部、禮部、兵部和工部四個部的清吏司按職能類別設置，比如吏部考功清吏司主要是掌管官員考核、處分等事項，兵部武選清吏司主要是武官選授等事宜。
而戶部和刑部的清吏司設置則不同于上述四個部，戶部和刑部各有若干個清吏司，分別對應一個省的事務，稱呼上就叫戶部或刑部某省清吏司。
清吏司的主官是郎中和員外郎，其中正五品的郎中是清吏司的正職領導，從五品的員外郎是郎中的副手，每個清吏司配備的郎中和員外郎的人數沒有定員。
郎中和員外郎下面還有主事、大使、副使等一系列品秩不高的官職。
正六品的主事是清吏司中僅次于郎中和員外郎的官職，每個清吏司配備一名或數名主事。
歷史上，在明朝嘉靖年間，海瑞擔任的戶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就是戶部與云南省對接的官員，是戶部負責云南地方事務的人員。
朱高煦之所以將戶部各省清吏司的郎中、員外郎、主事召集起來，讓這些人負責制作各省統計圖表，乃是為了增加統計圖表的說服力。
畢竟各省清吏司對接各省地方事務，是最熟悉各省常住人口數量、耕地畝數及賦稅收入的京官。
如此一來，朱棣便不會對圖表上的數據真實性產生懷疑。
而朱高煦制作這套統計圖表的最核心目的便是刺激朱棣，讓朱棣下決心改革稅制。
他相信朱棣見了這一京十二省的各項賦稅收入圖表對比之后，將會對各省府縣的賦稅情況有一個非常直觀的認識。
尤其是解除海禁之后，東南沿海一帶的海上貿易越發繁榮，但是給朝廷帶來的商稅卻不明顯，可見是商業稅的制度出了問題。
而且，像陜西、山西、云南等省的賦稅收入，遠遠低于胡廣、浙江等省，根本原因并不是耕地不夠，而是人口低于東南沿海各省。
用統計圖表對永樂元年所收賦稅的數目進行分析時，可以將各省賦稅的數目變成圖，方便朱棣更快的讀取最初數目，提升朱棣對賦稅數目的理解。
由于統計圖表上的文字內容較少，不需要做文字描述及文本鋪陳，圖表中的文字往往只用來詮釋或標注數據出處，或是更重要的標題等，因而賦稅數目分析的結果在呈現上更加簡潔明了。
“昨日早朝，俺聽了戶部尚書郁新的奏報，覺得今年是個豐年，心中還曾沾沾自喜。”
朱棣不得不感慨道：“但看了你的這份統計圖表，俺才感覺到朝廷的賦稅收入還是太低了！”
大明每年的財政收入，單從貨幣上講，約為三百萬兩白銀。
因為大部分賦稅收入是以納糧形式進行征收，所以把田賦、鹽稅、工商稅、鈔關稅以及徭役全部換算成現銀計算，大明平均每年的財政收入大約是兩千萬兩。
歷史上，明朝稅收的高峰出現在萬歷三十年，達兩千兩百九十五萬兩。
“按照大明全境目前已經開墾的耕地計算，全國田賦加上工、商稅收、鹽、礦專賣，全年收入應該更多，但實際情況為何低于估算的數目？”
朱棣端詳著圖表，皺眉尋思道。
“朝廷稅收分為田賦和工商稅收，而田賦作為稅收的大頭，直接決定著朝廷全年稅收的多寡，土地的使用情況決定了朝廷可以收到多少田賦。”
朱高煦接話道：“本朝施行薄俸之策，且科考讀書所費甚多，故而皇爺爺給予了在任官員、致仕官員及有功名者減少賦稅和免除徭役的特權。”
租或賦，乃是土地稅。
役是徭役，即給官府當差。
歷朝歷代的徭役遠比田租更恐怖，司馬光曾言：“有因役而亡者，無因賦而亡者。”
此話幾乎道出了歷代王朝所有財政收入之癥結。
“據孩兒所知，里、甲之長需要到縣衙應差，且里、甲之長承擔征收賦稅的重任。”
“若地方衙門有欠稅，里、甲之長先要墊付。如此一來，絕對會有人想著逃役。多丁者分戶，多田者便把田產分寄到別戶。”
“百姓不愿當良民，想著法子就給官紳當奴，此乃‘投獻’。民間有人說天下之田共十分，七分屬士紳，兩分屬藩王，一分上交稅。”
朱棣聽懂了。
大明幅員遼闊，全境之內耕地雖廣，但可供朝廷收賦之田卻有限，即使朝廷再加稅也無用，何況還有官員會上下其手，中飽私囊。
朱高煦其實還想說一說軍屯制的隱患，不過現在還不到時候。
朱元璋白手起家，依靠軍屯制取得天下，曾言“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
大明建國之后，朱元璋就在全國大規模推行屯田，命令“天下衛所，分兵屯種”。
起初的軍屯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時日一久，弊病逐漸暴露。
永樂初期軍屯稅糧占總稅糧的四成，這個比例已經非常高了，到永樂十八年降到了接近兩成。
雖說永樂年間對外軍事戰爭不斷影響到了軍屯，但真正影響軍屯制的是當朝權貴隨意侵占土地。
明宣宗時，兵部尚書王驥曾在西南地區帶兵，他向朝廷上書說到：“貴州二十衛所，屯田近百萬畝，所收子粒本足給官軍，而屯田之法久廢，徒具虛名，良田為官豪所占，子粒所收，百不及一，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妻子凍餒，人不聊生！”
宦官王貴鎮守陜西期間，霸占軍隊屯田百余頃，近千名明軍衛所士兵被逼給其種田。
軍屯成了達官顯貴的私人良田后，曾不費百姓一粒米的軍事戰爭，最終演變成為壓死大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歷史上，“萬歷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七百萬兩，寧夏之役耗資兩百萬兩，播州之役耗資至少兩百萬兩，乃至后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此時，朱棣向殿外喊了一聲道：“李興？”
內官監少監李興躬身疾步而入，俯身拜道：“奴婢在。”
“去傳戶部左右侍郎夏原吉、卓敬前往文華殿等候。”朱棣開口吩咐道。
朱高煦卻立即說道：“爹，夏原吉今日旬休，卓敬已退班。大雪雖停，路卻不好走，待他們兩位入宮時，怕是天都黑透了。”
隋唐時，官員十天休息一次，稱為“旬休”，而讀書的學子也自這時開始有了完備的假期。
首先是旬假，十日一休，相當于后世的雙休日。
其次是田假，在每年農歷五月北方麥子成熟的時候，為期約一個月，讀書的學子們回家下田割麥，相當于后世的暑假。
最后是授衣假，“授衣”即“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授衣”，農歷九月已近暮秋，天氣轉冷，學子回家取新制的冬衣，授衣假為期接近一個月，相當于后世的寒假。
到了元代，旬假、節日假都化為烏有，全年的假日減少到十六天。
大明開國之后，朱元璋更是將假期精簡為每年只休息三天，分別是正旦年節、冬至節和萬壽節。
永樂開元后，朱棣為示新君寬仁，大規模恢復假期，每月三天的旬假，加上正旦、上元、中元等傳統節日，形成了延續后世數百年之久的節假日體系。
眼下，朱棣急著想了解大明財政，自動忽略了官員有旬休的這個現實問題。
他此時聽了朱高煦的補充，便對李興道：“戶部尚書郁新的宅子距離皇宮最近，你帶人抬轎子，去把他請來。”
“奴婢遵旨！”
李興恭聲領旨退了下去。
朱棣讓人用轎子把戶部尚書郁新請進皇宮的做法，再次刷新了朱高煦對朱棣這位工作狂的認識。
他本想勸朱棣改天再找戶部高官商議賦稅之事，但轉念一想，既然朱棣興致所在，他又何必做掃興之人呢？
更何況大明的賦稅確實有諸多疏漏的地方，用戶部尚書郁新之口，把這些問題說給朱棣聽，遠遠比他朱高煦提出來的效果更明顯。
“走，咱父子倆先去文華殿等著。”
朱棣說話的同時，起身離開了龍榻。
“是。”朱高煦恭聲道。
半個時辰之后。
“老臣拜見陛下。”
郁新進入文華殿，連忙躬身行禮道。
“郁卿免禮。”朱棣扶起郁新道：“朕此次喚郁卿來，是有事請教。”
郁新連忙道：“臣不敢當，陛下有所問，臣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為何會有人說本朝的賦稅收入不如宋朝？”朱棣直言問道。
其實大明的財政收入剛開始并不低于宋朝前期，但宋朝中后期的鹽酒茶稅增加之后，大明的財政收入就開始低于宋朝，但差距并不大。
后面收入低于宋朝的根本原因，乃是大明賦稅長期不增長，反而有下降趨勢。
大明財政收入從洪武開國到永樂年間整體呈現增長趨勢，但自永樂后期開始下滑。
“回稟陛下，兩宋之疆域，遠不如我大明遼闊，但其年均賦稅折算成白銀，卻與本朝相差不大。”郁新道。
“這是為何？”朱棣問道。
“陛下，宋時商業之繁榮遠高于農業，因宋廷不限制土地兼并，故而導致民間土地大量被兼并，很多百姓為了生計不得不改行成為手工業者，如此反而促使宋代商業之繁榮。”
“此外，宋廷還取消了宵禁，因此其夜間城坊鬧市商業極為繁華，且全國商業城鎮之數遠超唐代。其商業之繁榮，給宋廷帶來了巨額商稅。”
“太祖高皇帝厭惡商人，大明開國之后推行重農抑商之策，故而商人在本朝的地位較低。洪武年間，朝廷施行海禁之策，以至于本朝商人與海外通商不順，商稅大大減少。”
后世有人說明朝商稅稅率很低，因此沒多少商稅可收。
其實大明商稅種類并不少，而且自開國之后，其種類是逐漸增長的。
當時的通行商稅稅率大多是十稅一、二十稅一或者三十稅一。
大明建國之前，元末群雄割據，朱元璋的地盤最小，農業稅收取最難，工稅（采礦業、造船業、軍工、織造、窯冶、燒造、造紙等手工業）更是微乎其微，因而收取運輸貨品稅和庫房存儲稅等商業稅就成了重點。
于是朱元璋在其轄區內建立官店，壟斷交通、存儲等行業，并實行低稅。
待占領集慶（應天）稱吳王后，他就將官店改名為宣課司，各地官店改為通課司，對過往船只、商人所帶貨物等進行征稅。
因為商賈貨物在城外堆積，同時經常受到官吏盤剝勒索，朱元璋便在三山諸門外瀕水的地方建造了店面，這就是“塌房”。
各地貨商的貨物在“塌房”進行儲存時，收取稅錢三十分之一、中介費三十分之一、存儲費三十分之一，總計即十分之一。
大明建立后，朱元璋施行壟斷牙行（中介行業）的政策。
其一，乃是官府經營的“官牙”即官店，典型的代表就是“塌房”。
其二，即管理對外貿易的衙門，市舶司內建立的牙行機構，主要負責衙門與本土商人及外商間的交流事宜。
其三，為民間私牙，但必須交稅后得到牙帖（營業執照），有效期為一年。
起初，朱元璋禁止民間牙行，但因為造成商貿流通阻塞等多重問題，之后解除了相關禁令。
歷史上的明朝中后期，隨著農業興盛，各種經濟作物、運輸業逐漸發達起來，工商業稅開始增長。到了萬歷中后期，商業稅就成了大明朝廷的主要稅種之一。
但可惜的是，由于官商勾結，朝廷無法從大商人手中收到稅，導致大部分稅收流失，只能去向中小商人下手，引發民怨沸騰也就在所難免了。
“當然，宋代稅收一直重于本朝，不但賦稅繁重，且種類較多。盡管宋廷賦稅收入很高，但民間米價、布價等卻也一直在上升。”
郁新怕惹得朱棣不高興，又補充道：“大多數百姓的生活，并沒有因為宋廷富有而得到改善，尤其宋廷還對外承擔巨額的戰爭賠款。”
朱棣沉聲問道：“投獻之事，郁卿可知？”
郁新道：“回陛下，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太祖皇帝開國之后，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核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政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者。于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當然，還有無孔不入的腐敗，比如地方官員仗著天高皇帝遠，貪墨賦稅米麥，以及軍中吃空餉，侵吞軍屯子粒。”
朱高煦記得，歷史上明朝末期，朝廷在軍隊薪資方面花費了兩千萬兩白銀，幾乎占據當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當時軍餉名義上發給一百二十多萬名士兵，但實際上真正的士兵總數還不到五十萬人，其余七十多萬人全都是虛報的名額。
“你可是真敢說！”朱棣感嘆道。
郁新道：“老臣既不結黨，又不營私，自然敢直言敢諫。何況，陛下乃是圣君，有所問，臣不能不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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